“只有人性是善的，民主才有可能，只有人性是恶的，民主才会必要”
晶报：孔子说“士志于道”，《中庸》上有“君子素其位而行”、“大德必得其位”这样的话，《庄子·天下篇》里又讲“内圣外王”。这些“既内在又超越”的要求对一般饮食男女而言，显得颇高。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势必触及一些阶层的利益，不可能幻想既得利益者基于某种道德境界而主动放弃自身利益。西方政治学正是基于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建立了对权力者的一系列约束机制。从这些特点看，儒学的功能是不是体现在个人修身上有余，而在政治理论的探讨、建设上略显不足呢？
杜维明：我理解你的意思，如果过分肯定人性的光辉，而无视人性阴暗面的存在，当然是不足的。进而言之，假如没有制度作为前提，却一味去谈德教、德治，一定会出现大的纰漏。可你既然谈到人性的问题，我就想援引神学家的一句话：只有人性是善的，民主才有可能，只有人性是恶的，民主才会必要。任何制度设计都不能把人性简单地视为善或恶，任何制度设计都应该致力于让人性的积极面得到发挥，让人性的消极面得到限制。儒家有一种信念，即相信人可以通过教育得到转化，而不是依靠外界某种神秘力量的帮助。当然，没有法制对人的约束，完全靠人的自觉，也无法实现某种社会理想，但法制本身却无法培养道德上的自觉。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各种文化因素的协调。也只有在法治建构的过程中建立人的道德自觉，方能建立一套公平正义的制度。
晶报：西方哲学有一个理性思辨的传统，苏格拉底曾借助辩论的“助产术”使概念在对话中得到完善；相比之下，儒家思想好像更重视人们在生活场景中的体悟和践履，孔子还劝人“讷于言而敏于行”。在今天这个媒体愈来愈发达、政治以民主为大势所趋的时代，现代政治理论更重视“协商治理”的作用，不断从“公共理性”那里集纳智慧。儒家思想如何适应这一政治语境？
杜维明：我认为，公民社会的理念可以从孔子那里挖掘到很丰富的资源。当然有一个程度上的不同，比如，苏格拉底就要比耶稣更有公民意识，苏格拉底所教导的希腊公民，是希腊人口的10%以下。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学生中既有没落贵族，也有军人、商人，甚至有无家可归的颜回。在公元前6世纪，就可以做到像今天一样，允许任何人接受教育，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说到这里，我讲一个有趣的公案，当时有个“束脩”的说法，后来被人们广泛误解，就连朱熹也把这个词曲解为“腊肉”。（记者笑：“这个解释不恰切么？”杜老也笑了起来）这当然不恰切，要知道，孟子在谈到他的理想社会时，也不过说“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表示在那个时候吃到肉是很难的。“束脩”的意思其实是指把头发束成髻。表示除了年龄要到成年，再无其他条件的限制。而说到民主，以前我们只是把它理解为选举制和多党坐庄，现在我们对民主开始有了全面理解，知道民主还包括公共理性、协商治理这些内容。政治改革一方面要靠精英的自觉，另一方面要得到老百姓的承认，形成这种认同是非常难的。整个社会要共同发展出一种有群体性、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儒家的人格形象可以塑造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领袖人物”
晶报：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张载要“为天地立心”，熊十力要让“六经注我”，儒家先贤的气魄都很大。可是，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务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不屑于经营一般人生事业，开口闭口皆是大而空的儒家理想，所谓“士谋道而不谋食”，甚至将稍有科学内涵的墨家思想斥之为“贱工末技”。马克思·韦伯把这些士大夫称之为“活灵活现的书呆子”，说他们没有从事专业事务的活力。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在今天，儒家思想只能承担一些宗教性与伦理性的功能吗？
杜维明：我认为这些批评有偏颇之处。儒家的精神是入世的，儒家的圣贤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如果你把这些先贤视为没有任何办事能力的精神领袖，或是把他们视为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的人——就像泰勒斯那样，每天想着哲学大问题，掉到坑里也不知道——就理解错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禹。他有着在当时而言非常全面的科学知识，他在治水过程中，没有重蹈他父亲“鲧”的覆辙，他会观察整个地理环境；他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袖魅力，能够动员全国的力量；另外，他还有强烈的牺牲精神，能够“三过家门而不入”。可以说，儒家的人格形象可以塑造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领袖人物，儒家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建构也应该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儒家思想的功能当然不光体现在宗教和伦理层面上。
晶报：现在有些人，一方面讲多元共存、思想自由，一方面却捍卫自己的自由，损害别人的自由。例如，前不久出现了教授掌掴老者的事件，就因为老者发表了对历史人物的不同意见。胡适先生曾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一些所谓的“自由”，恰破坏着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共识。您如何看待自由与容忍这样的悖论？
杜维明：我观察到，社会上散布着一些戾气。我认为像这种动辄把别人污蔑为“汉奸”的言论，代表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蒙昧的政治热情。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可怕的社会。另外，社会上还流行着一种无知的自大，例如有些科学家对中医所知很有限，却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中医贴上“伪科学”的标签，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只有通过各种媒介方式，让大家互相讨论、辩难，才能让智识水平得到提升。我赞成胡适先生那种开明的、有前提的自由。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