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三匝）

    别人问起我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态度，我说，对外，新左派维护国家利益，我比较认同；对内，自由派追求公平正义，我比较认同。这实际也是五四传统：内惩国贼，外抗强权
　　

    在第一次看见湖南省博物馆墙上魏源写的那八个大字——“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时候，陈明吃了一惊，猛然间发现他这个老乡了不起。他觉得这八个字后面的理论就是他经常说的“因时设教，利民为本”，也就是他自己提出的“即用见体”。
　　

    近年来，大陆高倡儒家文化的圈子里有“南蒋北陈”之说，“南蒋”是指在深圳的蒋庆，“北陈”就是北京的陈明。但“北陈”与“南蒋”思想颇多出入。陈明经常把蒋庆及其追随者叫做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人跟人的差别比人跟猴子的差别大得多，”陈明笑着说，“我交往的圈子里自由主义者比较多，跟儒家那些人虽然是同道，但交道并不多。”
　　

    由此之故，他被一些儒家学者斥为“伪儒”，但他对此似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儒家如何在今天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与身心安顿提供解决方案。
　　

    陈明说自己与李泽厚“风义兼师友”，而李常常批评他“思而不学”；陈的本师余敦康则常常批评他“述而不作”。爱穿牛仔裤的陈明强调行动的重要性。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半学斋”，认为“学当与思并重，与行合一”。
　　

    他计划今年在北京通州的宋庄开个书院。“我想没有谁比我更有条件和责任去做这个事情。砸锅卖铁也要搞这个。”
　　

    “在孔子的弟子中，你最喜欢谁？”我问。
　　

    “当然还是夫子说的‘吾与点也’——‘天下有道，吾不与易也’。现在这样折腾完全是没办法。”陈明答。
　　

    儒家及其“左邻右舍”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1978年以后上大学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你为什么选择了儒学？
　　

    陈明：作为以上世纪80年代为思想青春期的人，我实际一直是很西化的，相信启蒙话语。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儒学？更准确地讲，应该不是我选择儒学，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内在的就有儒家文化的基因。
　　

    80年代选择那种启蒙话语，实际就跟近代知识分子一样，是为了寻求富强，为了振兴中华。这是最基础、最纯朴的一种情感。台湾大学黄光国教授说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心路历程。我觉得近代无论张之洞还是康有为、梁启超或者陈独秀、鲁迅甚至国民党、共产党，都可以从这个救国救民的角度做一种更基础的理解，不同的只是路线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利益关系。
　　

    所以，我后来扬弃启蒙话语回归儒学，实际都是自然而然，都可以看成是儒家文化内在生命力的一种呈现。
　　

    启蒙话语承诺，只要你搞自由、平等、博爱，搞了资本主义、搞了民主制，你就可以富强，天下就成为一家了。但是，“苏东巨变”以后的情况不是这样。地缘政治的基本原则、民族国家的利益结构并没有被超越。冷战结束或者是WTO以后，整个世界帝国化了，而帝国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只能是美国。这就意味着启蒙话语承诺的一切也是一个乌托邦。这些促使我回到我自己的民族立场来思考问题。
　　

    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现在又有谁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呢？儒家讲爱有等差，这是人之常情。当然，这种转换也并不很彻底。别人问起我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态度，我说，对外，左派维护国家利益，我比较认同；对内，自由派追求公平正义，我比较认同。这实际也是五四传统：内惩国贼，外抗强权。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新儒家的“左邻右舍”，你说过你的想法与汪晖、刘军宁都有很多交集，这些交集具体表现在哪里？
　　

    陈明：比如说汪晖在西藏问题上的观点看法我觉得很好，他对帝国主义的伪善性揭露得很好，对世界本身的历史脉络梳理得很好。而刘军宁对我们内部的制度正义性的缺失和弊病的揭示我认为很好。
　　

    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左派，他们都是普遍主义者。我不是说普遍主义有什么不好，而是说运用普遍主义的逻辑无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从来不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
　　

    当下儒家内部的差异
　　

    《瞭望东方周刊》：说到大陆提倡儒家的代表人物，普遍认为有蒋庆、你和康晓光三个，你曾评价说蒋庆、你和康晓光分别代表了儒学的正统派、保守派与改革派，为什么这么说？
　　

    陈明：蒋庆当然是正统派了，我一直说他是原教旨主义。
　　

    有一次在卧佛寺开会，蒋庆和朱维铮吵了起来。他们两个争论，我当然是赞成蒋庆的。蒋庆也知道我的立场，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他问：“陈明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也是保守主义吗？”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是保守派，可你是顽固派呀。”
　　

    2004年我们到蒋庆的阳明精舍，他的书院里面有一个享堂，供奉历代儒家先贤牌位，像孔庙一样，近代这一段供的是倭仁。怎么能够放倭仁呢？我说，毫无疑问应该是张之洞和曾国藩啊。他说曾国藩还凑合，张之洞不行——他搞“中体西用”时已经不行了。蒋庆认为搞洋务运动搞坏了。我说，洋务运动不搞，没有北洋水师，那打都不用打了，人家直接就兵临城下了。
　　

    蒋庆要把儒教定为国教，我也认为不大可能，没有可操作性。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生民立命”、“万世太平”这些东西。生就是仁，就是善。亚里士多德说“繁荣是一种至高的善。”这个繁荣就是生命的发育，就是生生不息，大化流行。我认为这才是大道、正途。
　　

    《瞭望东方周刊》：康晓光的核心主张是什么？
　　

    陈明：简单地说就是“亨廷顿+康有为”。
　　

    他在美国的时候，亨廷顿正在讲“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把中国叫“儒教中国”，美国既然要搞文明冲突，那我们就要搞一个“儒教中国”来应对文明冲突。康晓光是由外转内，对儒教的认同与阐释是国际导向作用的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整体上你怎么看港台新儒家？
　　

    陈明：台湾华梵大学的朱建民校长是牟宗三的学生，他说牟先生有个想法，想把孔子的像放到天安门广场去，希望立孔教为国教，也就是说他对儒学的理解是有一个宗教的向度的。
　　

    可是，牟先生的所有著作都是非常哲学的，他的话语是哲学话语。把儒家思想作为哲学去理解与作为宗教去理解意思是不一样的，或者，他晚年对过去的做法有所反思，有所质疑呢？
　　

    《瞭望东方周刊》：冯友兰呢？
　　

    陈明：冯友兰用“新实在论”来重新诠释儒家，是儒家思想哲学化的一个典型。我对这种进路是基本否定的。至于用“新实在论”来做模板，更是没什么价值，“新实在论”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是昙花一现的东西。
　　

    冯友兰真正有价值的是“境界说”，是《新事论》、《新原人》，而那正好跟哲学、跟“新实在论”没什么瓜葛。
　　

    《瞭望东方周刊》：杜维明也是新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
　　

    陈明：他是一个宣传家，在思想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对儒学来说，不主流，毋宁死”，但是在当下社会，儒学肯定不是主流，你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主流呢？
　　

    陈明：我说这句话有一定的针对性。北大张祥龙教授为儒学发展计，提出建一个保护区。我觉得这有点荒唐。儒学是滋养我们生命的东西，所谓“道不可离，可离非道”。
　　

    中国在经历了“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和“全盘西化”等多种社会运动后，孔子思想现在又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它本身有内在的价值和生命力。去阐发这种价值、拓展这种生命力，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儒家就会在当代文化版图中获得更重要的位置。
　　

    “保护区”针对的是像大熊猫这样一些濒危动物。如果儒家文化像印第安文化一样只能在“保护地”苟延残喘，对我来说首先意味着的是羞辱。儒家文化不是一个死去的传统，它跟我们的生命同一。
　　

    怎么去理解主流？我认为，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儒教应该扮演基础性的地位。美钞上面写“我们相信上帝”，并不是说美国人相信上帝这个人，而是相信由上帝承诺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说，仁、义、礼、智、信这个所谓的“五常”，可以也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
　　

    当然，成为主流并不是成为意识形态，不是要搞文化专制。儒家的东西具有成为交叉共识的基础，例如“博爱之谓仁”，这就可以跟西方基督教沟通。
　　

    儒教并不一定要去“化”基督教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是否有相关数据支撑？
　　

    陈明：有数据。外国的基督教组织的数据一般偏高，国内的数据偏低，折中的方法是把两者加起来除以二。现在国内的数据是2000万，国外认为是1.2亿，两者加起来除以二就是7000万。即使没有7000万，5000万也是很大的数字。1978年中国才多少基督徒？到现在这么大数字，所以肯定可以说是“如火如荼”。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陈明：基督教进入中国要从多个层面看。从个体层面看，基督教提供的是个人生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精神产品。它被那么多人接受，可见它能够解决很多人的这些问题。这当然应该承认、尊重和尊敬。
　　

    但事情还有一个复杂的层面，就像蒋廷黻说的，佛教是骑着白马进来的，基督教则是骑着炮弹进来的，是随着世界性的殖民运动进来的。它不仅有“原罪”，而且现实中它后面还存在一个作为政治、经济、军事实体的西方，这个西方跟我们进行着力量的博弈，并且很善于将文化作为一种所谓软力量加以使用，因此它不能不同时具有某种政治属性。
　　

    我的态度是，基督教作为个人的精神产品来说，要同情地理解，对于它后面的政治、经济、军事企图，或者文化上的挑战企图我们要有一个警觉和回应。
　　

    我不赞成那种简单地把基督教说成唯一正见的基督徒的观点，同时也不赞成那种为了维护自己文化的纯净性彻底地排斥基督教的做法。有人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是不赞成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民族论。这样的话，那中国那么多穆斯林和基督徒怎么办？他们都不是中国人了吗？岂不荒唐！
　　

    要以开放的态度看问题，历史是建构的。孙中山、冯玉祥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是爱国者。做一个基督徒和做一个中国人并非不可调和。汪精卫、刘师培倒都是汉奸！台湾新党的创党人王建煊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对中国的认同超过了所有“台独”论者。东海大学的魏元教授是很资深的基督徒，但是我跟他说到曲阜教堂事件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定坚持！这是国脉所系啊！
　　

    《瞭望东方周刊》：儒教能不能像化佛教一样把基督教化掉？
　　

    陈明：儒教现在先天不足，也没有合法的活动身份，而基督教有牌照，背后还有一整个西方为依托的生产行销基地。说儒教化掉基督教，我可没这个气魄。
　　

    但是，也不要悲观绝望。台湾是宗教完全开放和自由的地区，但是基督教在那边的人口也总是维持在60万左右，而传统的儒释道信众则占据主要份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教并不一定要去“化”基督教。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平台，各个宗教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竞争就是。至于竞争的结果，从台湾的经验来看，对儒教还是可以审慎乐观的。
　　

    中国的基督教本身也一直有人在做本土化的努力。何光沪，还有金陵神学院的田童心都是。魏元教授跟我说，台湾的基督教神学不是西方正统的那一套，他有一套“在地化”的神学。在辅仁大学，我看到它的十字架上写的是“真善美圣”，实际上就有中国特色了。

 

责任编辑：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