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儒家经典诵读活动的好处已有很多论证和实证。事实上，儒家经典诵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远不止于中小学生。中小学生的父辈们，乃至全体公民，都需要尽快补上儒家经典诵读这一课。这是因为，儒家经典历来是构成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世界、社会价值乃至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下世俗生活中许多看似复杂而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儒家经典的缺位中找到原因和答案。所以，笔者拟在会议主题的基础上，谈一下为什么要在社会全体公民中进行儒家经典教育的问题，或者说是儒家经典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儒学经典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想，至少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它是我们的思想基础。人是一种会思想的动物，而思想又可以分为有意义、有价值的正确思想，和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胡思乱想。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有意义和有价值？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诵读儒家经典。因为在儒家经典中，有着许许多多古圣先贤关于家国天下问题的深刻见解，这些思想不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检验，而且同样可以回应和化解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惑。比如，儒家关于"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解决当下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所带来的不和谐、不稳定的问题；再如，儒家关于"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解决当下一味追求GDP的跛脚发展问题；又如，儒家关于"富民"之后要"教民"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解决当下重民富、轻民教所带来的为富不仁、穷而难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从儒家经典中认真学习和借鉴于家国天下事业有益的观点和方法，并与时俱进地"接着想"下去，那么我们许多现实和长远的问题，或许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有效的解决。对国家是如此，对个人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周围常有一些侃侃而谈、看似能说会道的人，可是当你仔细分析一下他所思所讲的，就会发现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无本的小道理，而不是有本有根的大道理。原因就在于，他的所思所讲完全是从个人有限的认知和感悟出发，既不是照着经典的道理讲，也不是接着经典的道理讲。这样的思想充其量只能算作一时一事的小聪明，而不能算作洞彻世事的大智慧。所以，要想使我们这代人的选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想使我们的为人处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需要回到儒家经典，把儒家经典作为我们直面社会现实和人生境遇的思想基础和智慧源头。
第二，它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统一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没有过西方那样的宗教生活习惯。但是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不仅不比西方人逊色，而且更加丰富多彩和恬淡自然。这其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满足了世代中国人尊重生命、安顿心灵的永恒需要，同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宗教式慰藉的作用。比如，儒家关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已经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奋斗超越的不懈动力，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侧重向内部寻找生存和发展支撑的民族，中国人把自己看作自己的救世主，不需要其他形而上方式的救赎。历史证明，儒家直面世俗，从"求在我"的立场而非是从"求在外"的立场去寻找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态度，远胜于其他文化回避现世或此岸世界，转去从天国或来世彼岸世界寻求救赎的努力。问题是，近百年来，由于西风劲吹和国人种种自毁文化长城的行为，加上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已经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渐行渐远，以至几代人不读经典，甚至不知经典为何物。眼下，虽然国人的物质生活今非昔比，但是精神依托、心灵归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于是有人皈依佛门，有人信奉基督，还有人痴迷这样或那样的旁门左道。长此下去，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将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中华民族将沦为不仅仅是洋装穿在身，而且心也不再是中国心的民族。其实，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能源，首推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因为儒学之道本质上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我们如果能够按照这些道理去做，我们就会顺利地由心灵的此岸世界抵达彼岸世界。所以，党的十七大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高度，强调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抓住了我们这个民族当下重建精神世界和人文价值的重要命题。而实现这一命题愿景的目标，不能不从重新认识和评价儒家经典的意义和作用开始。
第三，它是我们的做人准则。儒学说到底是做人的学问，也就是使人成其为好人的学问。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例，其中讲得最多的道理是：如何使人成为仁者，与禽兽相区别；如何使人成为君子，与小人相区别；以及如何使人"爱人"和善待他人，切实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读《四书》，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仁者和至诚至善的人。特别是《大学》关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思想，不仅对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提出了要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行修养的要求，而且说明了修身是提高道德品行修养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逻辑起点出发，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联想我们讲了多年、抓了多年反腐倡廉教育，为什么事实上越反腐败，腐败反而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能从反腐败的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在反腐败方面的许多思路和举措，都缺乏本源性的支撑和考虑。那么什么是反腐败的逻辑起点，或者说什么是反腐败的本源性支撑和考虑呢？笔者认为，就是剿心中贼，也就是心中那个想腐败的不良动机。心中贼这个概念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来的。王阳明是一个被认为是做到了"内圣外王"的人，他不仅书读得好，学问做得好，而且能文能武，仗也打得好。他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剿山中贼易，剿心中贼难。一个人成为腐败分子，大概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心中贼阶段，就是有贼心，想腐败；二是山中贼阶段，就是既有贼心，又有贼胆，想腐败而且敢腐败。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反腐败中更多的着力点是在剿山中贼上。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腐败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出路在哪里？出路在于剿心中贼。在这方面，儒家有着非常成功的作法和经验，这就是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在儒家看来，"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一定要让修身过硬的人掌握治理家国天下的权力。我们今天之所以有那样多的人想腐败，敢腐败，根本原因就是长期忽视了修身教育，使一些在修身上不过关的人掌握了一定的公权力。虽然我们在选拔干部过程中，也强调要德才兼备，但在实际操作时，德的要素往往流于空泛。修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就反腐败而言，主要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得思义"、"先义而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通过这样一些可以践行的道德理念，升华一个人的价值追求，使其能够在物欲之外，找到一个比物质欲望更加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义，要重义而轻利。所以，在修身文化盛行的古代社会，虽然也难免有腐败现象发生，但绝没有今天这样大面积的腐败，乃至成为社会潜规则和亚文化的腐败。所以，从学理上讲，反腐败无非是靠三大路径或者说是三大手段：其一，政治手段，就是执政党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让人不敢腐败；其二，制度手段，就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具体方法，让人不能腐败。其三，观念手段，就是树立贪腐可耻、廉洁光荣的社会价值取向，让人不想腐败。前两种手段，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剿山中贼，后一种手段就是剿心中贼。要想根本上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就必须在剿山中贼的同时，更加注重儒家文化的资源和智慧，在尊德性、致良知、制人欲和剿心中贼上下功夫。剿心中贼，是我们打赢反腐败这场持久仗的逻辑起点。儒家经典在这方面有着我们可资利用的丰富资源。
第四，它是我们的处世之道。儒家经典不仅教给我们单个的人如何成为仁人、成为君子，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官，还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在群体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互动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礼义法度。过去，人们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多有诟病，认为它是儒家为维护封建等级社会服务的铁证。其实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这只不过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关于促成天下治理与和谐的一组关键符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应该是，让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实现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的社会分工。具体讲就是：做上级的要像上级的样子，做下级的要像下级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子女的要像子女的样子。彼此之间不能越位。为了使君、臣、父、子各行其道，孔孟分别给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比如关于君臣之道：孔子给出的标准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19章）。孟子则进一步发挥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第3章）。如今，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孔子、孟子给出的标准显然不足以适应、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他们从人的不同社会角色入手，界定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社会有序、和谐运行的出发点，还是值得肯定的。所不同的是，我们应当在孔子、孟子的基础之上，提出适合于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处世准则和行为规范，使社会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彼此负责、良性互动的社会，而不是动物世界那样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社会。在这方面，我们很需要把儒家经典作为重要参考和借鉴。
第五，它是我们的治国方略。自汉代以来，儒家一直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尊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儒家经典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治国安邦资源。当一个王朝平定天下，开始着手考虑如何建设新社会而不是砸烂旧世界的时候，儒家的一整套维系社会和谐一统的理念，势必成为首选。因为，在如何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在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方面，在如何从根本上教化民众普遍向善方面，以及在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方面，没有任何一家学派拥有儒家那样的经验智能和工具理性。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都有历史的连续性，虽然某些时候可能被一些外部因素暂时阻断或改变这种连续进程，但经过种种震荡之后，社会仍然要走上为历代人所共识的治理道路。因此，保存在儒家经典中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不仅不是封建帝王的专利，而且能够成为像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大国所不可或缺的资治资源。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要大力发掘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先后提出"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等重要治国理念，都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出处。事实上，儒家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远远不止这些，问题是我们对此缺乏系统的梳理和与时俱进的阐释。现实中，我们常常热衷于引进西方的这种观念，或是那种观念，而对自己老祖留下的宝贵遗产却不屑一顾。这次源自西方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从儒家经典中更多地汲取智慧的好机会。
第六，它是我们的价值尺度。康德曾在他的《道德的形上学之基础》一书中，指出人、事、物的三种价值，即有价的市场价值、心智艺术价值和无价的尊贵价值。在康德看来，道德实践、道德情操（包括广义的宗教精神）是无价的，它本身就是最可尊贵的，是"人的尊严"的要素。对于人或事物的评价，如果只看重其市场价值或艺术价值，而看不到其内容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价值或道德价值，则是不完全的甚至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对人或事物作出价值判断，但是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做出判断，今人和古人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以比赛射箭为例，今人看重的多是谁胜谁负，射中了没有，谁拿了冠军，而古人更看重选手在比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礼让精神和气定神闲，就是孔子所讲的"射不主皮"。（《论语·八佾》第16章）为什么射箭比赛不要求非射穿箭靶，因为人们的力气大小不同，射箭比赛绝不是比谁的力气大小。所以，"古人尚德不尚力"，这就是儒家经典教给我们的价值判断尺度和价值判断方法。同样的道理，儒家还教给我们如何进行"富与贵"的判断，"义与利"的判断，"天爵与人爵"的判断，"良贵与非良贵"的判断，"邦有道与邦无道"的判断，等等。每一种判断，都是以事物内容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价值或道德价值为主要依据的。因此说，不读儒家经典我们就不能对世俗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比如，现在有的学者，动不动就轻言盛世，可是连盛世有哪些最基本的要素都未必搞得清楚。而这方面的概念和答案，在儒家经典中都讲得清清楚楚。
第七，它是我们的词汇源头。中国的文人和政要，非常讲究在文章和讲话中引经据典。因为这不仅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素养，而且能使文章或讲话文采飞扬，意味深长。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是一位引经据典的大师。像"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等经典名句，都是通过老人家的神来之笔传播给亿万中国人民的。即使是在批林批孔那样的特殊年月，毛泽东仍然在他的线装书世界中谈古论今，不拘一格。近年来，中央领导人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多地在一些重要场合引经据典。例如，2009年5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率领的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全体成员时，吟诵了唐人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用此诗来恰到好处地比喻两岸关系，给会谈增加许多和谐气氛，向两岸民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广阔视野，给两岸人民增加了许多美好愿望。又如，2009年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专访并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先后引用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出自唐李商隐《无题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出自清代林则徐诗文《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出自三国·蜀·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出自汉代政论家王充著作《论衡》）等经典名句；200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讲话中，引用了"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出自《易·系辞下》）的经典名句，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严格的标准选人用人"的道理，这些都令海内外受众耳目一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类似这样的警句名言，在儒家经典中不胜枚举。事实上，我们平常所讲的许多古人说、俗话说、其实就是孔子说，孟子说，儒家说。所以，不读儒家经典我们就不会引经据典，甚至无法开口讲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在讲话报告中引经据典，为我们更好地亲近和应用儒家经典提供了动力。
第八，它是我们的爱国依据。爱国本质上是一种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如果缺少了这种温情和敬意，爱国就是一句空谈。坦率地说，如果抛开历史文化的因素，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已经同西方没有太大的差别，西方有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拥有或开始拥有，包括像肯德基、麦当劳这种完全西方口味的食品，也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大行其道。可以想象，用不了多久，物质文化层面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等大城市，会越来越像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某个城市，西方现代化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你想让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真心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实在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物质生活层面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我们的精神面貌也渐渐有被西方文化取代的趋势。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正在由于冷漠而麻木，由于麻木而忘却，由于忘却而迷茫。青少年从小到大面对的是与西方差不多的花花世界，爱我中华简直不知从何谈起。记得上世纪60年代，面对"文革"浩劫，一代哲人熊十力老先生曾发出"中国文化亡了"的颤音，如今我们虽然开始重拾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但面对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我们如何在物质文化与西方日益趋同的时代背景下，增强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祖国的向心力？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课题。笔者认为，只有走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世界，真正体悟中国人所独有的宇宙观、伦理观，才能产生对我们的古圣先贤的由衷敬佩，才能强化我们对自己民族主体文化的自信，也才能够做到"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你才会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无比自豪，才不会再对西方盲目崇拜。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使人成其为人、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方面，我们的先人比任何人都研究得到位、实践得到位。在这方面，西方有的我们有，西方没有的我们也有。所不同的是，西方今天的哲人们，正在用西方话重复着、丰富着我们老祖宗早就有过的思想。所遗憾的是，作为现代中国人的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得非常有限，发展得更是很少。在这上面，我们很需要做好反思和补课工作。
总之，开展儒家经典诵读活动，是一件从根本上提高国民人文素养、提升民族精神境界的大事。这项活动从中小学生抓起，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但是，普及儒学的希望不能仅仅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作为父辈的我们不应该落在晚辈的后面，而应当在儒学经典的诵读方面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笔者还想补充的是，儒学不同于其他学问的最大地方，就在于它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学问。诵读儒家经典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伍的躬行君子。现在有一种现象非常令人担忧，就是个别从事儒学传播的人，本身并不践行儒家的思想，甚至在给儒学复兴抹黑，这给一些本来对儒学复兴存有这样或那样偏见的人以种种口实，对儒学的普及十分不利。所以，我们很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要把诵读儒家经典与践行儒家经典统一起来，将知行合一作为儒学普及的题中应有之意。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