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入世而济世，追求修齐治平，着意世道隆替，且尤为关注民生，“与民同乐”就是其思想中的一大民生诉求。“同乐”说体现出儒家关心民瘼，维护人民生存权益的情怀。
（一）
孟子最早明确提出并着意强调“与民同乐”。在《孟子》首篇《梁惠王》中，孟子一见梁惠王，就指出“同乐”远胜于“独乐”。
孟子问梁惠王：是一个人独享快乐愉快呢，还是与他人分享快乐愉快呢?梁惠王说：那当然与人分享快乐更为愉快。孟子又问：是与少数人分享快乐愉快呢，还是与多数人分享快乐愉快呢?梁惠王说：那当然是与多数人分享快乐愉快。见梁惠王有如此认知，孟子进而提醒他说：你虽然主张与众人分享快乐，但实际上你是“独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在王宫中一奏鼓乐，老百姓听到了这种声音，就愁眉苦脸、相互叹息地说：我们的国王整天歌舞升平，却为什么使我们穷苦至此?以致“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而且老百姓一听到国王外出打猎的车马之声，也忧愁叹息地说：我们的国王整天打猎寻开心，却何以使我们过着这种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日子?孟子还进而指出这种“独乐”是有违圣人王道之治的。因为古代圣王都是与民有福同享的，如周文王游乐的园子方圆七十里，比梁惠王的方圆四十里的大多了，但人民并不感觉到大，反而以为其小。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文王和人民共享这个园子，砍柴的可以进来，打兔子的也可以进来。正因为周文王坚持与人民分享，故他起亭台、修园池，人民都很高兴，“称之为灵台、灵沼”。与此相反，梁惠王的园囿，严禁人民出入，其间的物产更不许人民享用，不仅如此，反而还规定，“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这样一来，梁惠王的园囿实成为人民的陷阱与祸害，人民当然对之反感，甚至痛恨。故孟子奉劝梁惠王应向古代圣王看齐，“与民同乐”：“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上》)?文意是说，只要你梁惠王“与民同乐”，那么你“好货”、“好色”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人民是可以认同和接受的。换句话说，只有“与民同乐”，君王也才能真正安享其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特别提出，也只有“与民同乐”的君主，方可取得人民的拥护，也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一统天下，“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上》)。将“同乐”与“王天下”相联系，显然赋予了“与民同乐”极大的政治意义，这也显示了孟子对“与民同乐”的极度推崇。
（二）
孟子反复晓谕梁惠王与百姓同乐的益处，表面看是为其“能乐”、为其“王天下”谋划，但其实质是意在突出人民分享自然与社会资源以及享受生活的权利，换句话说，孟子的“同乐”论，实是变调的“民生”论。因为“与民同乐”论所突出的是公平与公正的社会理念，强调的是“民”即劳动人民也有权分享社会资源与财富，“治人者”应关注“治于人者”的生活处境与衣食冷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社会财富是依尊卑贵贱来划分和占有的。这在历史上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产生了一边是“公聚朽蠹”，一边是“三老冻馁”的两极分化。统治阶级锦衣玉食、奢侈无度，“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骊。……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墨子，辞过》)。而劳动人民则是“憔悴”不堪，过着“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篇》)的悲惨生活，灾荒之年甚至出现“野有饿莩”，人民转死“沟壑”的惨状。
面对这种不人道、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儒家强烈不满，并不断呼吁要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不能只有“君乐”而没有“民乐”，不能只“足君”而不“足民”。如孔子就倡言“独富独贵，君子耻之”(《孔子家语·弟子行》)，并提出了著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财富分配理念。“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按其文意，“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说治理国家不怕财富少，就怕财富占有不公而导致贫富严重两极分化。我们固然不能就此认定孔子是在主张平均主义。要求统治者和普通百姓都过一样的生活，但显然孔子是忧虑、甚至担心贫富过度“不均”的。他所希望的是“均无贫”，即更为公平和均衡地分配社会财富，不是少数人独占和独享，而是大家共享社会资源，让人人各得其所，实即是希望统治者要“与民同乐”。所以孔子十分赞赏“博施于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公冶长》)。正是怀着这种“济民”与“均无贫”的理想，孔子甚为不满统治者的贪婪和“独乐”。对于大肆聚敛财富的季氏，对于帮季氏剥削人民的弟子冉求，孔子就气愤地号召学生起而攻之，“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之所以如此痛恨“季氏富于周公”，正因为他“刻剥其民”来大量聚敛财富，而使老百姓失去生活资源，进而陷于贫困。孔子固然主张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也认同社会财富按等级来分配和占有，但孔子又认为这是有底限的，这就是应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或者说统治者在占有、享受财富的同时，也应考虑和维护人民的生活权益，并努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述的“博施”和“均无贫”正表现了孔子对民生的关注。
“与民同乐”还内含有这样一种逻辑：只有“民乐”，也才能“君乐”。前引孟子所谓“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正谓此。由此“民乐——君乐”的思路，儒家又提出了“民足”而“君足”的主张。如孔子弟子有若就提醒鲁哀公：如果劳动人民不能分享社会财富而陷于饥寒交迫，那么其统治就不能稳固，统治者自身也不可能安享富贵，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个道理儒家是反复强调的。如孟子说：“孳孳为利，小人之事。王者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荀子则指出民富则国富：“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荀子·富国》)。而民贫则国危，“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富国》)。富民有如此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么改善民生既是逻辑的应然，也有着现实紧迫性。所以儒家提出统治者应树立“富民为本”意识：“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要求统治者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要求统治者向古代圣王学习，要像尧舜那样，“博施济众”；要像大禹那样，“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在儒家“与民同乐”的视域里，人民的生存权利和生存需要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充分的尊重。
（三）
那么如何来“与民同乐”呢?换句话说，如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境况，如何来实现“足民”呢?儒家认为首先必须“制民恒产”。在儒家看来，人民之所以不能“同乐”、之所以贫苦，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赖以维持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财产，而为了避免“救死而恐不赡”，更为了“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儒家强调必须“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所谓“制民之产”，从儒家的论述来看，实则给人民提供一定的土地资产，使其有稳定的衣食来源。如孟子就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所谓“正经界”，借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则是明晰地权和产权，而其实际内容是保证人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恒产”。儒家认为不论是对于人民的生活，还是对于国家的稳定来说，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
“恒产”的具体内容大致说来就是使人民每户都有百亩之田可耕，有五亩之宅可住，家家还栽种桑树，并养鸡、豚、狗、豕等家畜。看来儒家所谓的“恒产”，是每户在一定的田地之外，还有宽敞的居住地，在主业种粮之外，还有可观的副业，可出产相当的农副产品。儒家深信，有了这样的“恒产”，人民在灾荒之年就能免于饥饿，免于“转死于沟壑”；如果遇上丰年，则衣食无忧，还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更可过上“衣帛、食肉”的富裕生活，诚如孟子所描绘：“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
其次则是“薄税敛”。儒家认为减轻赋税是改善民生，实现与民同乐的另一重要措施。儒家坚决反对刻剥人民的“苛政”和暴政，倡导少取多予、善待人民的“仁政”。孔子就要求统治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要求他们“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还呼吁统治者要向三代的圣王学习，要向尧舜那样，“博施济众”，要向周公那样轻徭薄赋，“施恩要厚，用民力应平，租税要轻”(《左传》哀公十一年)。弟子有若继承了孔子“轻租税”的思想。有一年鲁国发生饥荒，鲁哀公问有若，说国家闹饥荒，经济紧张，用度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建议说，那就实行国家提取百分之十的什一税吧。显然有若是强调对人民要实行低税率(十分之一)，而其宗旨正是要“足民”，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其本质也正是要“与民同乐”。
“私淑”孔子的孟子也竭力主张减税让利于民，“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主张“薄税敛”，“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而且孟子尤其强调这一点，因为他所处的战国时代，“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而人民之所以如此“憔悴”，孟子认为沉重的税赋是其间的重要原因。因为当时各国为逐鹿中原，纷纷扩充军备，而军事上开支的增加，人民的赋税也就愈加沉重，名目也更加繁多，“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儒家揭露苛捐杂税越多，人民的处境也就越困苦，“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其意是说，统治者若对人民同时加征这三种税赋中的两种，那么人民就会饥寒交迫；而如果这三种税赋都同时加征，那就会搞得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既然苛捐杂税是导致民不聊生的要因，那么要利民、足民，要做到与民同乐，显然就必须让利与民，必须“薄税敛”。而为实现少征税，儒家一是宣扬低税率，推行什一税，“耕者九一”(《孟子·梁惠王下》)，二是主张减少税种，如上述的“三征”，孟子就建议“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盂子·尽心下》)。减税直接是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其最终的目的无疑仍然是为改善民生。
儒家坚信，在“制民恒产”的同时，再大力减轻人民的负担，那就可以做到富民、乐民。“孟子日：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这段引文清楚地表明，儒家认为统治者“与民同乐”是可以做得到的，其切实的途径就是“制民恒产”和减税薄赋。文中“有粟如水火”所描述的固然是一种理想的富裕状态，但它无疑也朴实而生动地显示出儒家对改善民生的倾向。
（四）
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的理解中，“与民同乐”的利民与富民并非是统治阶级的恩赐，相反，它是统治者不可推卸的政治义务与责任。
儒家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是先有人民，后才有治理者与统治者(君)的。后者是为前者而设而立的，用清儒黄宗羲的说法，人民应是“主”，君主只是“客”；而且在儒家的思想中，“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决定者。因此，儒家认为君理应力行仁政与善治，理应与民“同乐”，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幸福。这用儒家的说法即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梁惠王上》)。为强化这一点，儒家常搬出圣人为证，强调远古圣王无不是以天下人民的安危为己任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离娄下》)!
儒家还以“为民父母”为喻，以突出君对民的不可逃避的道义责任。为说明这一责任，孟子曾对齐宣王说过这样一则故事：齐国有这样一位人士，他南游楚国之前，将其妻儿托其朋友照看。可等他回来一看，妻儿饥寒交迫。孟子问齐宣王：您看怎样对待这位朋友?齐宣王也很生气地说：受人之托而食言，这哪能算得上朋友，不要和他做朋友了。孟子又问齐宣王：如果官员不能办事，那又怎么办呢?齐宣王说，那就撤他的职。孟子紧接着又追问：如果一国之君，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而让人民挨饿受冻，那又怎么办呢?齐宣王无言以对，以致“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粱惠王下》)。孟子讲这个故事的旨意很明显，作为一国国君，即有义务治理好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否则的话，就是不称职的，就应该被撤换和罢免。这一说法流露出在儒家的政治逻辑中，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是判定一国政治，尤其是其统治是否合法与正当的最终标准。因此儒家强调，如果统治者(君)不能“与民同乐”，解决不好民生问题，那就不配“为民父母”，“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死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而对那些不顾人民饥寒交迫、只顾一己享乐的统治者，儒家更是怒不可遏，痛斥之为“率兽食人”，根本谈不上“为民父母”：“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显然，儒家以“为民父母”设喻，意在强化统治者“与民同乐”的义务，意在凸显统治者富民、安民的现实责任。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集权统治，统治阶级为巩固其专制政权，即所谓“长王天下”，曾提出过劳民、贫民以治民的冷酷主张，“昔圣王之处民，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响义，劳也”(《国语-鲁语下》)。而从上述儒家“与民同乐”的思想来看，儒家显然与此截然不同。儒家是坚决反对这种劳民、苦民的无情苛政，而大力倡导“与民同乐”的“乐民”的，是大力呼吁改善民生的，孔子所谓“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集中而典型地展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儒家“与民同乐”的理论主张具体而又深刻地体现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和进步性。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