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从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信仰独立、妇女解放等诸多层面论证儒家伦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合，以为中国要向现代转型，要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就必须彻底批判孔子之道，必须全盘西化，接受法兰西文明自由、平等、博爱及民主，与世界同步，与传统决裂。

    陈独秀的看法自有其道理。因为中国自从与西方接触以来，从明末清初开始算起已经三百年了;即便从1840年算起，到陈独秀说这话的时候也已经七十多年了，然而中国依然在旧的轨道上徘徊，从洋务到维新，从新政到立宪，一步一步逼到了共和。结果共和也就短短三四年，中国竟然重回帝制老路。追根溯源，参加过辛亥的年轻革命家陈独秀责怪孔子之道情有可原。在他看来，中国如果不能在“伦理”上“最后觉悟”，中国必将继续沉沦，万劫不复。

    一百年后重新审视陈独秀的看法，在承认其思想价值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其思想有偏颇之处，他对孔子之道的观察，还值得重新估价。最近阅读姚中秋(秋风)先生的《天下》与《封建》，更加觉得陈独秀那一代激进主义者带给中国的除了真理，还有谬误。

    根据秋风的看法，一个已经持续了几千年的大型文明共同体，必然有其生存的奥秘，必然有其健全的治理之道。这个奥秘、这个治理之道，构成了这个共同体的历史学和政治哲学不能不面对的大问题。有意义的历史学和政治哲学论说，必须面向这个道，寻求这个道，思考这个道。而这个道，在秋风心目中，就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孔子之道。

    短短一百年，中国人的思想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一个不变的孔子之道竟然能够得出如此天壤之别的不同结论。应该承认，秋风与陈独秀那一代人的认识差异，不是秋风比陈独秀水平高、学识更丰富，而是时代变了，中国毕竟在这一百年，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些微成绩。孔子之道经过台湾地区及一些亚洲国家的试验，已经证明并不都是糟粕，如运用得当，孔子之道不仅有助于重建东方社会核心价值，有助于社会稳定，更有助于社会发展，乃至经济腾飞、社会提升。

    传统并非都是负面，更非都是问题，中国在向现代转型时绝对不应该将传统视为包袱，视为负面，应该正视其正面价值。只是秋风可能对这个传统太偏爱了，因此他反复要论证的，就是几千年“华夏-中国治理史”的经验，足以证明古典中国就是宪政，西方现代宪政思想与实践在古代中国不是一种萌芽形态，而是一种成熟，只是我们后人不曾觉悟而已。

    秋风的这个判断太有震撼力了，这是五四以后新儒家都不曾敢如此直白表达的。不过，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传统中国治国理念或许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宪政暗合，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西方宪政是工业文明时代成熟的政治理论，而传统中国政治哲学只是具有宪政思想要素而已。

    中西哲人都曾指出，人类思想不可能在某地单独发生，人类在最初阶段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因而解决方法不可能南辕北辙相差太远，东海西海，同心同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阅读秋风大著时一直在想，这或许是在用实证方法证明胡适一百年前的一个期待，即要想让宪政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必须深入挖掘古典中国宪政要素，让现代民主宪政与古典中国宪政要素接上头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