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旧道德解体、新道德尚未建立的焦躁期。

    孔子横空出世，“承礼启仁”，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精华，开创儒家思想。他奔走呼号，向诸多诸侯国国君“推销”自己的“仁政”思想；他开门讲学，“有教无类”，教授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孔子是一个怀抱理想的人，他念兹在兹的是恢复“周礼”，教化人们都成为“君子”、“贤人”。但是，他的理想还是破灭了，当时的统治者中没有人愿意施行“仁政”。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孔子周游列国的行动亦有收获，那就是他借此宣传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的精神力量，而孔子本人也凭着他儒家宗师的身份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首席缔造者。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道、墨、法、名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不断接受其他思想的挑战，并经孟子等人的发扬，直到战国后期一直处在“显学”的地位之上。

    儒家思想第一次遭受重大打击是在秦始皇时期。大秦帝国的丞相李斯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都该被打压。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400多名儒生和方士被“坑杀”，《诗》、《书》等儒家典籍被焚毁。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思想又受到了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皇帝的“高度重视”。这个皇帝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本是个流氓，也没什么文化，他刚做皇帝之时，宴饮群臣，结果“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面对这种素质的政治军事团队，刘邦“患之”，很是忧虑。于是儒生叔孙通献计，召集儒生共同制定了一套上朝礼仪。结果“朝仪”施行之后，效果立见，朝堂之上，“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刘邦很满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趁此机会，立即向刘邦建议：“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于是这些儒生都有了官衔，而且各得“五百金”的赏钱。

    到了汉武帝之时，儒家思想的地位再次提高。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下子上升为国家主流价值观。此后，儒家思想虽然也曾在南北朝时期受到过佛学、玄学等其他思想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它总体上一直占据着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尤其是在经过历代儒学大师的发挥和修补，儒家学说愈加根深叶茂，花果芬芳。从“仁义礼智信”的做人教诲，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方面面。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时代的统一教材，一千多年都没怎么改变过，很多读书人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励或自许。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正因如此，孔子本人也在死后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他的后裔被封为“衍圣公”，就连满族的皇帝康熙都为其题写“万世师表”的匾额。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儒家思想一统江湖的地位才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提倡民主与科学，为中国引进“德先生”、“赛先生”，他们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是“吃人的礼教”，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批孔运动，“打倒孔老二”，彻底否定儒家学说。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发现“孔老二”并不像“文革”中批判的那样可恶可恨，甚至还很“可爱”，儒家学说也不是全无是处，于是，不少学者对孔子和儒家学说又开始了新的矫正与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在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的时代背景下，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再次受到了国人的重视。从民间的读经运动，到官方孔子学院的建设，孔子和他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和欢迎。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学者在电视上讲《论语》、孩子在读经班里背《论语》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孔子是圣贤，《论语》是经典。这两条结论大概不会错。原因很简单，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孔子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赞颂和批判。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在热捧孔子和诋毁孔子的人都渐渐湮灭在历史的风烟之中时，孔子本人依然自信地站立在历史的文化长廊里，像一尊凝固的雕像，更像一串流动的音符———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孔子，但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眼里，孔子却有成千上万个面相。这既是孔子被误解的原因之所在，又是孔子的魅力之所在。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