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老，非常高兴见到您！您是我们采访的年纪最大的学人了……

　　周有光：我现在107岁了。过了新年，马上就108岁了。我的健康方面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过了100岁，自然规律是这样，身体就退化了。表面上看不出来，首先耳朵听不见了，眼睛看不清楚了。眼睛倒是还有办法弄好，眼科好得很，但是，记忆力没有办法。很多事情我本来是知道的，可是就是想不起来。

　　记者：但您还是在写文章？

　　周有光：也很少写文章了。偶尔写一点小文章。本来我是搞专业研究的，现在只能随便写一些杂文。

　　记者：最近您在读什么书呢？

　　周有光：人家送什么书来，我就读什么书。85岁以后我不做系统研究了，书也是有什么就读什么。系统研究要关在书房里系统地读书、找材料，还要跟国外做研究的人保持联系。这样就太累了。所以85岁以后我就不做了。

　　记者：不过，您写过一篇文章，说90岁以后开始学儒家。这也算是系统研究吧？

　　周有光：我小时候读古书，古书多是儒家的，后来有人要我介绍儒学，也就是古书。后来又出现了“国学热”，也有人要我写文章。究竟什么是“国学”，我们应该怎么活用这个“国学”，还有人不允许批评“国学”，这些都引起我的思考。有人要我写文章，谈谈我的看法，我就写了一篇《儒学的现代化》。我认为，古为今用，儒学要更新，就要现代化。从孔夫子到孟夫子100年，孟夫子对孔夫子就有更新。我们要继承孔夫子，当然也要更新。我的这篇文章国外有人感兴趣，拿到国外去发表了。他们把儒学称为“孔子教”，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记者：李泽厚认为，再过两百年，儒家的思想会代替基督教，成为全世界的宗教。您怎么看？

　　周有光：不可能的。首先儒学不是宗教。基督教是宗教。基督教传到罗马，也是过了三百年，才成为合法的宗教。起初罗马是反对基督教的，把基督徒送去喂老虎。官方压制，民间传播，限制不了，只好承认，把一种非法的、私下的、奴隶的宗教改为合法的、公开的、官方的宗教。由官方来控制。后来基督教越来越厉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这是欧洲的情况。中国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

　　记者：您认为儒家的思想没有这样的基础？

　　周有光：我认为儒家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两千五百年来，很多孔子孟子的书，我们一代代的人都是这样读下来的。其中有很多不受时代限制的真理，是真正了不起的。过去有些官方的思想群众是不接受的，但孔孟之道的思想群众接受。比如过去官方讲“阶级斗争”，群众是不接受的，孔孟之道是反对阶级斗争的，所以群众接受。可是，儒家的思想也要现代化，要继承，也要创新。任何学问都要继承要发展，才能适合当代的需要。让儒学现代化很重要。

　　记者：发展有很多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不是应该把西方的那些普适价值拿来，跟我们的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呢？比如说民主自由等等……

　　周有光：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那时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的文化就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一些我们认为的西方的思想，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有了。比如说民主思想并不完全是西方的，孟夫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中国的民本思想是西方民主思想的前奏。民主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利，民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民主思想是很多年人类思想的结晶，是一步步发展出来的，其中，中国的民本思想也是一种基础。所以，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有很大的贡献。现在，民主选举要辩论，参选的人要在电视里面让大家都看见，还有观察团看着，这是民主制度的新的方式。所以，民主制度不是哪一个国家搞出来的，而是三千年来人类政治实践的结晶。所以，不要把民主当成是西方的东西加以拒绝，谁也不可以拒绝民主，谁拒绝了民主你自己倒霉。

　　记者：您活了100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您对这些时代有什么样的记忆？

　　周有光：我一辈子经历了前清末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毛泽东时代，还有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他敢于破除陈规陋习，突破条条框框。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可能都会饿死。我是上海解放后从国外回来的。在十多年里，困难的时候连花生米都吃不到。我是政协委员，受到特别优待。我讲一个笑话，我那时家里人很多，不像现在人少，我们家粮票不够吃，有人对我说，你是政协委员，你可以到政协食堂去吃。我就同我的老伴到那里去吃饭。我到了政协的食堂，每天都看见旁边坐着一个老先生，老先生跟他的夫人一起吃饭。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你猜不到的，他是前清皇帝溥仪，连皇帝都没有粮票吃饭，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改革开放是很大的成就。

　　记者：您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是在汉语拼音上吗？

　　周有光：很多人把汉语拼音的成就归功于我，这是不对的，太抬举我了。其实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了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可是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林语堂有贡献，但是，贡献最大的赵元任先生，他搞出国语罗马字，进了大大的一步。但是，他的这个方案还是太复杂了，推不开。我本来是搞经济学的，从美国回来，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搞了一个新机构叫“文改会”，要我到新机构里来。这个不是我的预料，是后来发生的变化。既然来了，我就好好研究。我觉得文字改革还是有意义的。1955年后，我就完全放弃了经济学。当时，我搞的经济学是英美经济学，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完全不搭界的，所以也没有办法搞了。语言文字学在中国也只有说文解字，方法不科学，这里基本是一片处女地可以去开垦，很容易就做出成果。

　　记者：简化字是谁提出来的呢？

　　周有光：不是我提出的。清朝末年就有简化字运动。简化字老百姓都赞成的。后来呢，简化跟标准发生矛盾了。书上一种写法，写字时又是一种写法。到底以哪一种为标准呢？所以，清朝末年，为了中国现代化，各方面要现代化，文化改革当中，文字最重要。首先，中国是方言的国家，清朝末年提出了国语、官话、普通话。我们在国外反而都是讲英语。二呢，五四运动提出白话文运动。三是汉字简化。四是要定一套拼音化的方案，要字母。到了北洋政府提出注音字母，用一些古代汉字做符号。这个在中国人当中可以推广，到外国不行。后来赵元任提出了罗马字，但是，在小学中推不开。要实行文字的标准化，就要制订简化字的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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