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千帆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个题目很宏大。就我自己来看，我们对中国，对中国的传统要有一个基本平和的态度，不一定非要突出“中国”。只要中国人不灭亡，中国人生活的时刻注定是中国时刻。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的时刻凌驾于整个世界，美国生活的时刻必然是“美国时刻”，所以有些东西是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我尤其反感动不动就把五千年辉煌灿烂文明放在桌面上，实在是很庸俗的，尤其是学者不应该这么做。我们在梳理传统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在做一种关涉价值的工作或道德评价工作，但是如果只有这些，那种东西必然是很表面、很肤浅的。对我们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方面当然需要正本清源，需要像秋风那样把儒家传统“去妖魔化”。其实从八九十年代以来，儒学基本上已经去妖魔化，可能还不够，这方面工作可以做。另一方面，我不赞成一种狭隘的历史主义，好像我们的文明必须是一种什么形态；我们过去是什么样，今后还应该是什么样，至少应该保持一点过去的什么东西，否则我们就很“不中国”了。好像就因为它是中国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必然是好的。这种保守心态也需要防范。

　　当然，如果我们传统当中有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刻意放弃或采取一种漠然的态度。如果这个东西真正是好东西，它必然是有生命力的。不过即使这样，也不需要我们刻意地去拔高，去炫耀，因为是金子就会闪光，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传统文明原原本本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可以。如果你对他进行一种粉饰或夸大，尤其做一些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反而会让别人看低我们的传统，甚至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别人眼里失去信誉。

　　我当然同意，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一点自己的精粹，这个自信是要有的。鸦片战争以后，西化非常厉害，同时也就产生一个“救亡”的问题。这个“亡”后来不再是亡国，而且是文明兴亡的问题。其实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能拿出来的也就是传统这套东西，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墨家，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面移植来的，到中国这个地方已经死了。别人对中国有点兴趣的除了文学之外，显然不是中国的法治或政治制度，而是古典哲学，至多是宋明理学一点东西。两千年来，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文明没有得到实质性发展。今天还能否从古典这套东西开拓出点新的东西出来，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的传统是需要重构的，而且是需要大力气的重构。我们的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是比较不成系统的，像西方苏格拉底对话只有五篇，但是总的来说它的主题性比较明确。我们在学说的逻辑层次递进上，一开始就落后于西方。也许不是孔子不如苏格拉底，而是因为没有孔子没有像柏拉图这样的学生去梳理老师的学说，弟子们七嘴八舌出来了一本论语。当然了，这也为我们后人提供一些机会，让我们对重构真正的儒家文明有用武之地。

　　任何一种伦理和道德学说都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所谓的“体”。在这个核心价值理念之上，可以发展出来很多所谓的“用”。顾名思义，发展“用”就是为了便于我们去用这个“体”，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每个社会行为或面临道德选择的时候回到第一伦理原则上，比如说“仁”。每次和他讲道理都要首先讲半天的“仁”是什么意思，绕一大圈再得到一个结论说，在当下应该怎么做。这样社会成本会很高，而且学理解释会众说纷纭。所以每个社会在特定时刻都会发展出来一套“用”的具体规则，直接指导社会行动。这就是仁和礼之间的关系。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这套“用”发展起来之后，“体”和“用”之间要不断沟通，要反思特定的“用”能不能适当反映这个“体”。这就是普通法国家的判例体系，一般是要遵循先例的，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回到第一原则上，重新审视先例的合理性并制造新的先例。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礼陷入长期僵化，最后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怎么对待我们传统的“用”？我认为简单的二分法还是基本可取的：我们的政治传统早已腐朽，要彻底抛弃。像秋风可能会不同意，我也不是说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无是处，一点可取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我个人判断这个领域可挖掘的潜力没有多大。与其在政治儒学领域纠缠不清，不如果断放弃并在道德儒学领域发展。时隔两千多年之后，还是要回到儒学的原点，用我们现在的眼光重新发现真正的精髓。就像有学者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孔子“再世”，或者说要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重新理解孔子的精神。

　　当下我们需要重构一个什么样的儒家传统，我们期望重构一个什么样的儒家传统。我们也许不应该期望重构以后的儒家传统一定能够能保留很多中国的“传统特色”，在宪政领域提出很多和西方主张截然不同的东西。也许会有一点，但这不应该是我们要刻意追求的目标。我们对儒家本体的再发现不是一头扎进两千多年的经典里，空想当时孔子或者是孟子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而是要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或许已经有点西化的眼光，设想他们今天会构建什么样的道德和政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旧瓶装新酒。所以我们对儒家重新发现是基于现代这种时代背景下，尤其在政治和法治领域。

　　从我们当代视角来重新理解儒家精神的核心，很可能发现由此产生的政治学说是和传统非常不同的，或和西方学说相比没有太多新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借鉴西方宪政这套东西回溯儒家道德源流，我们的儒家道德传统本身已经过了重构，或者说我们已经使它适应了西方宪政理念。我认为，我们的本体是需要经过一些新的修正，总不能把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就直接搬过来。因时间关系，我就不具体展开了。我认为儒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它的“君子”、“小人”二分法。换言之，它没有自始至终地坚持“人性善”的基本命题，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许由于当时的社会教育条件，短视自私愚昧的“小人”是大多数，但是如果把这种认知模式一成不变地继承下来，到现在就会产生问题。儒家二分法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乃至对于我们的共产革命传统都有很深层次的潜在影响。修正这套东西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认知模式和西方的一元论模式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好人和坏人的结合，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嫁接到一起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因此，我们既要让人发挥作用，又要让人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既要让国家行使权力，同时又要对他的权力进行某种制约，因为国家权力也是由会犯错误的凡人掌控的，即使“君子”不受约束也会滥用权力。这个基本思想和宪政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至于中间还能不能开创出新的东西，一方面不要刻意追求；另一方面，既然儒家的本题和核心并没有完全西化，拿到现在社会里产生的“用”不可能和西方这套东西完全一致。比如说西方的福利体制，现在面临很大困境，有人甚至说快崩溃了。对他们来说，儒家自强自立的道德精神就是一剂良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不同。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叫“幸福是个错误的问题”，我的时间到了，就不说别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儒家经典里面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成天把“幸福”挂在嘴上。即使说到这个问题，也是针对“小人”，“君子”是很少谈论什么幸福的，幸福说穿了就是快乐，而这时众多“小人”关注的事情。对儒家来说什么最重要？孔子再世的话，他当然会把仁、礼这套东西拿出来，用现代语言来表达，更准确的是“尊严”。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价值、能力和潜力，国家的任务是尽可能把人的潜力和能力挖掘出来。至于是不是幸福，它是在我们人实现自我过程当中的副产品，是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的。

责任编辑：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