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西方哲学史

　　打开任何一部《西方哲学史》，浏览一下目录，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部通常分为三部分的哲学史中，会有一个非常厚重的上篇，一般由庞大的古希腊哲人“方阵”组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些著名哲学家们可以在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中按图索骥。中篇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被称作“中世纪哲学”的阶段，然而其中叫得上名字的哲学家们除了奥古斯丁、卢克莱修和阿奎那以外，竟不足一掌，让人怀疑这十个世纪真如白马过隙。最后的下篇，则有培根、休谟、笛卡尔、莱布尼兹等近世哲学家们坐镇，几乎是西方现代思想家“先贤祠”中的全部偶像（当然，这容量巨大的第三部分还要分出黑格尔、尼采、马克思等当代哲学家的位置）。

　　拉斐尔《雅典学院》

　　“两头重中间轻”足以概括西方哲学史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和另一门有趣的学科密不可分。这门以探究古希腊、古罗马世界为宗旨的学科就是古典学。古典学大约发轫于“文艺复兴”时代，与西方哲学史第三部分的上限几乎吻合。

　　随着欧洲与小亚细亚、西亚之间，环地中海贸易、文化交流的再度勃兴，站在“中世纪”末尾的经院哲学家和西方知识界，发现了那个失落了十多个世纪的古典世界。先是古代文献的翻译、诠释，接着是古代遗迹的发掘，使近代欧洲人“重新”发现了那个由荷马、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希波克拉底以及亚历山大和凯撒等等组成的上古欧洲。

　　换句话说，这段相当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欧洲历史阶段的记录和建立，并不是如流传有序的中国古史一般，历经两千年而传续不绝，实际上是最近几个世纪重建的产物。可是，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孔子讲学

　　没有“捷径”的古典学

　　正如“西方哲学史”的框架所示，虽然现代世界体系在“物质”层面的开端，要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在世界生产结构中从边缘到中心位置的变化算起，但现代世界的“精神”源头，却被认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伟大复兴。因此，在自我认知的角度上，西方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后开始的“启蒙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从当时新兴的“古典学”追求养分。比如，现代医学从古希腊“医学之父”那里，借用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成为医护人员的入职宣誓。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命名了同名的现代学科。法国大革命之后“三兴三废”终于流传后世的“共和国”之名，也来自古罗马作家西塞罗的《论共和》。

　　尽管“争先恐后”，西欧各国对待古典学的方式有着本质区别。英国的殖民事业遍及近东，法国控制北非，碑铭、古物充实两国博物馆的同时，身临遗址、亲历古迹的经验使古典学在英、法促成了考古学、艺术史的萌芽，让它们在对待古典世界的方式上更多保持了理性的态度。也令埃及归来的拿破仑有足够的自信，以自己的名字冠名第一部民法典——《拿破仑法典》。

　　相比英法的理性主义传统，古典学和非理性主义在近代德国一同诞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按照休·劳埃德-琼斯在《<古典学的历史>序言》中的说法，德国成为古典学诞生地的原因在于，从歌德开始对古典知识的新狂热。而这些狂热却因为缺少海外殖民地，无法获得对古典世界的真实体验（且社会、经济上落后于英、美），造成了古典文本研究在德国的畸形发展。这种感知上的偏差和文化上的不自信，令古典学在德国被赋予了超越其学术意义的期待。

　　尽管古代日耳曼人在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中以蛮族身份出现，但这并没有妨害德国“第三帝国”以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从古典世界中汲取精神养分，赶超英、法，跃居先进国家之列的梦想，既是叔本华非理性主义哲学也是尼采《悲剧的诞生》的深层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多出哲学家”的通俗观念，其实并没有太多褒义。）“一战”和“二战”事实证明，这种通过玄想，从古典世界“复活”创造另类现代性“捷径”之结果，是复杂而悲剧性的。

　　在中国的两条支流

　　不可否认的是，从古典世界直接“复活”的念想，又是极为诱人的。毕竟，绝大多数现代国家一开始都不是“现代性”的优等生。能像德国一样，从古典时代一跃进入现代的设想，对同样具有发达古典传统的国家具有相当的诱惑力——因为从表面上联想，“越是古代（复古），就越现代”的做法，在操作层面简直太容易了。这甚至不需要任何物质上的改进。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渴望加入“现代”的积极分子。发达的英、法固然值得学习，由落后而继起的德国（和日本），对同样努力跟上现代潮流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许更有借鉴意义。比如，蔡元培曾萌生赴德学习古典语言的想法，后被马相伯劝阻。此后，仍有如缕不绝的中国学者以各种渠道货来“古典学”，欲启发中国的现代之路。先有周作人兄弟从日文转译古希腊作品，后有张君劢旅日赴德，师从推崇古希腊的“生命哲学”家倭铿，亦有徐梵澄受鲁迅之托，迻译尼采畅想古希腊之作。

　　这些前辈学人，多效希腊古典、罗马，并非笃爱那些南欧古代文明，而是受到“越是古代（复古），就越现代”观念的启发，希望从古典世界中，发掘出通往“现代”的捷径。那么，这里的“古典”资源从何而来呢？一种当然是被德国（以及受惠古典世界颇多的英、法）证明“行之有效”的古希腊、罗马传统。而另一种则是泱泱中国的儒家传统——反正看起来也很古老。

　　张君劢归国后，不但参与制宪，还成为“新儒家”思潮的主将之一。新儒家的标签和德国古典学之间，虽各有参差，深受德国古典学影响的哲学传统还是对中国“儒学”的翻新起到了莫大的推动。德国归来的贺麟创“新心学”与冯友兰的“新理学”相对，甚至试图将黑格尔哲学与儒家思想融合。“新儒家”的种种当代尝试，则以牟宗三、徐复观之后的杜维明为最，似乎要将“世界和平”的重任自肩，这与当年古典学繁荣于蔡元培时代的德国如出一辙。表面上，新儒家与德国传统的古典学一中一西，似无瓜葛，而深层的脉络庶几可辨。

　　德国古典学对中国的另一层影响，或许更加纯粹一些。直接汇入西方古典时代的源头，就能汲取现代性的力量？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设想。在中国展开古典学“经典与阐释”的工作，的确能增进我们对欧洲古典时代的认识，但除了这些古典知识之外，其余的念想恐怕都力有不逮。毕竟，“以前认为自己和希腊罗马一脉相承”的西方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两者的关系是“他们和我们”，现代欧洲不是建立在古希腊的根基之上的。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犹太人的列奥·斯特劳斯通过对古希腊的研究，反对了德式古典学的阐释传统，实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支持者。

　　把启蒙进行到底

　　20世纪的欧洲建立在19世纪欧洲的土壤之上，19世纪、18世纪的欧洲同样不是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穿越而来，它们扎根于“中世纪”末尾的“启蒙运动”之上。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复兴确实给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力量，但推动西欧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泉，离不开启蒙哲学家们对当时世界上诸如中国、伊朗、印度、日本等重要国家文化、制度的学习和吸收，以及对“地理大发现”后，全球生产、贸易格局转变的敏锐把握。

　　“言必称希腊”是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古典学之于中国的朴素批评。现代性没有捷径可走，“越是古代（复古），就越现代”的逻辑并不成立，穿上“儒服”、“汉服”无法回到孔子的时代，“言必称希腊”也仍然站在21世纪的中国。毕竟，沉浸上古，不能替代直面当下，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古典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不缺对古代文明的热情，需要的是对与我们共时的当代文明的借鉴和思考。

　　古典的归希腊、儒家的归孔子，或许是古典学最好的归宿。古典时代本身的魅力，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和当下的联系。重新认识古典学并非毫无意义，了解古代中国和世界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更好地清理传统对当下的束缚，实现真正的启蒙和现代性。

责任编辑：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