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学研究，是贯穿顾颉刚漫长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也是他晚年与弟子刘起釪师徒相承的一段学林佳话。现代《尚书》学的研究与整理，由顾颉刚发其端，示其例，而这一研究之告一段落，则端赖刘起釪。顾颉刚和刘起釪的名字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尚书》学研究的标志。师徒二人薪火相承，第一次廓清了笼罩着《尚书》的两千余年的重重经学雾障，不仅使这部曾经的“圣经”真正恢复了它古文献汇编的性质与面貌，还在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前人两千余年间成果的基础上，对这部历史文献汇编做出了新的考索与释读，从而为现代《尚书》学与其他经学研究树立了样板与标本，现代经学研究由此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顾颉刚对《尚书》学的贡献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保存了我国古代珍贵的人文、自然科学资料。在古代社会，它被尊为“六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其《尧典》篇立上古史叙事之骨架，《禹贡》篇开后世地理之学，《洪范》篇创后世五行之学，《大禹谟》之“十六字心传”，为宋儒理学之宗。作为群经之首的《尚书》，不仅被奉为历代统治者牧民治国之轨范，还是中国古代社会道统、政统、学统的根基所在，对于古代社会的政治、社会、思想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尚书》学因关涉整个上古史叙事，并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总堡垒”，而进入顾颉刚的研究视野，又因其为研究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成为顾颉刚毕生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之一。无论“疑古”还是“重建”，《尚书》学自始至终都是顾颉刚全部学问的核心。

    顾氏对《尚书》学研究的最杰出贡献，是对其中主要篇章成文年代的考订。《尚书·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以及《夏书》中的《禹贡》、《甘誓》篇，一直被认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献，顾颉刚率先对此提出质疑。徐旭生认为，把“《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而顾颉刚考订《禹贡》非禹时书，所述非禹时事，《禹贡》篇实际成书于战国时期，尤为“一大发明”（吕思勉语），影响学界至深至远。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由此发端！

    《大诰译证》是顾颉刚为整理《尚书》所做的一个典范。《尚书》是最“难读”的典籍，向有“诘屈聱牙”之称，不仅朱熹“聱讹者且未读”，连王国维也自承“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六”，而《大诰》又是《尚书》中最难读的一篇。顾颉刚以70万字的《大诰译证》考订600余字的《大诰》篇，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和相关的传、注材料，将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有机综合起来，广泛采纳前人研究成果，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材料，从历史方面考订周公东征迫使东方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史实，被认为“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

    开白话翻译《尚书》之先河，是顾颉刚对《尚书》学的又一重大贡献。早在1925年，顾颉刚已做《盘庚》与《金縢》今译，先后刊载于《古史辨》第一、第二两册。1950年开始，顾颉刚再次强调并致力于《尚书》的今译与简注工作。顾颉刚的《尚书》今译，是对于《尚书》进行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之后的“裁断群言”，杨宽曾评价顾颉刚的今译工作，认为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著为定本，使人人闻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与语，而不苦古书之难读”。

   
    刘起釪：传承顾学的“翘楚”

    无论从事“古史辨”运动，还是作《尚书》研究，顾颉刚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协助他工作的先后有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等多位著名弟子，而刘起釪追随顾颉刚前后达40年之久，是顾学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传人之一。刘起釪不仅在顾颉刚最后18年中协助他研究《尚书》学，更在顾颉刚逝世之后，坚定地继承顾学，总结并发扬师学，成为“继顾师之后新史学的一面大纛”。谭其骧曾盛赞他：“顾门传人，兄为翘楚。”《顾颉刚先生学述》是刘起釪全面总结顾学的一部力作。1950年代之后，“古史辨”作为一个学派，几乎销声匿迹，而顾颉刚则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历史学者”，至《学述》一书写作时，顾颉刚这位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已被许多人遗忘。刘起釪以高深的史学与汉学素养，第一次对顾颉刚的学术渊源、学问理路、学术成果及影响，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分析与描绘，对顾颉刚广阔而丰富的学术活动的每一方面、每一阶段都作了深入、彻底的剖析，熊德基于198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上撰文评价说，“此书实在是我五六年来所少见到的好书”，“为我国所作学者传记中的佳作，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学术修养而已”。

    继《顾颉刚先生学述》之后，刘起釪又出版了《古史续辨》一书，这是刘起釪以学术实践对顾学所作的更重要的传续与弘扬。煌煌七巨册《古史辨》是顾颉刚所创立的“古史辨”派的主要业绩，也是民国时期国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内容主要包括考辨古书（辨伪）、考辨古史（疑古）、考辨历史地理以及作为考辨古史之佐证的民俗学研究。刘起釪承“古史辨”之余绪，起而再考，并将考辨古书、考辨古史、考辨历史地理三方面的论文计35篇，结集出版，题名为《古史续辨》。张岱年称誉此书为一部“高水平的科学著作”，“对于古史中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这是古史研究的新成就”。饶宗颐称赞其中的《古史传说时期综考》一篇，认为“分析问题的精到，列举神话传说人物、世系的系统化，和空间分布，十分周详，具见功力的深厚，比较《古史辨》第七册诸家所论，更能推进一步。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篇代表作”。

    1992年以来，学界喊出“走出疑古”的口号，部分学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伐顾”声浪日甚一日、学术界一边倒的背景下，刘起釪奋起捍卫师说，撰写系列文章进行反驳，发出了可贵的反主流的不同声音，从而成为上个世纪末“古史辨”派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刘起釪对顾学的传承，当然以《尚书》学为最。他以六十岁至八十岁为学术盛年，继承顾颉刚《尚书》研究未完之遗志，以超绝前人的功力和毅力、宗教般的热诚与虔诚，备经交困，完成了《尚书》研究的系列巨著。臧克和认为，“全面继承并科学发展了顾派《尚书》学的，为其嫡传刘起釪先生”，并赞誉刘起釪的系列《尚书》学专著，“不啻是总结，而且若干领域都是创辟”。

    彻底厘清《尚书》版本源流，是刘起釪最先为《尚书》学做出的贡献。复杂繁乱的版本源流向来是《尚书》整理的难点，弄不清版本源流，《尚书》学研究只能如盲人摸象。1962年起，刘起釪搜集北京市内所有图书馆、旧书店中所能见到的各种刻本、有关石经图书，以及隶古定写本影印本缩微胶卷本，撰成《尚书及群经版本录》等书目，在此基础上撰写《尚书评述》和《尚书源流及传本考》，第一次为《尚书》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全面的《尚书》资料的精细地图。饶宗颐盛赞他“有关《尚书》的资料，上穷碧落，远及四裔，网罗殆尽。宇内学人，同声称叹”。

    《尚书学史》则是刘起釪《尚书》学与学术史研究的又一力作。《尚书》于先秦典籍中已广见征引，其后经历代儒家政治理想与统治需要的投射，对《尚书》释读造成种种扭曲，尤其是历代不断的造伪及与此相关的《尚书》今文、古文、伪古文之争，更使《尚书》成为经学史上“困难成堆，问题累万”的“老、大、难”。刘起釪撰《尚书》学史，自杂乱无章、纠葛纷繁的原始材料中，提炼出《尚书》学演进与变迁的线索，第一次全面理清了《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使研究者得以全面了解历史上《尚书》学的研究面貌，并为其他专题经学史的写作提供了范例。

    刘起釪对于《尚书》学的最大成就，是将顾颉刚《大诰译证》的研究方法与体例，全面推展至今文《尚书》的全部篇章。今文共28篇，顾仅完成了其中一篇，刘起釪积30余年之力，依据《大诰》体例，对其余27篇逐篇进行了清理与研究，其清理之全面、之彻底是前无古人的。170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是顾颉刚未竟之业的主体著作。饶宗颐称此书为“《尚书》之学集大成的总结性之作，显将成为以现代学术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古代文献史料的要著”。林小安盛赞“这一工程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无疑是里程碑式的贡献，它为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科学地研究古代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尚书》研究的巨大遗憾

    顾颉刚曾就《尚书》的彻底整理与全面总结做过数次规划，最具代表性的为“《尚书》十种”：《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校文》、《尚书集释》、《尚书今译》、《尚书学史》、《尚书学书目》、《伪古文尚书集证》、《尚书学论文选》、《尚书简注》。其中，《尚书文字合编》由顾颉刚和顾廷龙先生合编；《尚书通检》由顾颉刚自己编成；刘起釪所撰《尚书源流及传本考》与《尚书学史》，涵盖了其中的《尚书学史》与《尚书学书目》两种；《尚书校文》、《尚书集释》、《尚书今译》三种，则合为《尚书校释译论》一书。也就是说，刘起釪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顾颉刚“《尚书》十种”计划中的五种，并且，未完成之《尚书简注》可以由《尚书校释译论》简化而成，而在电子检索日益发达的今天，《尚书学论文选》已非急务。因此，除去《伪古文尚书集证》，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计划，可以说大致完成。

    《古文尚书》25篇与《今文尚书》28篇一样，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资源，对《尚书》严格意义上的彻底整理，必须包括《古文尚书》，顾颉刚生前所做的八年工作规划，已包括“指导刘起釪同志从事伪古文廿五篇的疏证工作”，然而，刘起釪因年事已高，目前已无力继续《古文尚书》的整理工作，为学界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同时，就《今文尚书》来说，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确实达到了当前相关研究的顶峰，但学海无涯，他对部分篇籍时代的考订、文字的释读，以及若干史实的考索，也并非没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是，无论今后的学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刘起釪，他的《尚书》学成果都已成为巨人的肩膀，所有的研究都必须立于其上，这是现在可以断言的。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