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统之担当
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概念，为中国文化孳生与繁衍之元点。道统亦为中国文人所自觉传承之文化理念，而道统之传承，历来主要在民间书院之中，书院实为道统传承之文化载体。
何谓道统？就文化理念而言，此道统是以“生生之道”贯通天、地、人，是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辅成自然万物，生生不息。故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亦言“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为中国哲学之本体，为大道之本质，故中华文化实乃生生不息之文化。由此可解释何以中华文化能历五千年而绵延不绝，成为世界历史中唯一可以延续至今之悠久文化，这实乃中国文化之特质所决定。就学派而言，此道统以儒家为化成天下之主体，以道家为安身立命之辅翼，儒道相佐而成其用，后虽有汉唐时期的佛学进入，但中国文化以其化成之功能转印度佛学为中国佛学，终成所谓儒释道三教合流。就经典传承而言，此道统以“六经”为本，而以《易经》为宗，儒家以《易经》为“六经”之首，道家以《易经》为“三玄”之冠；《易经》与《道德经》之宗旨都讲“恒道生生”，“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道”，只是言说方式与逻辑理路不同，儒道明分而暗合。就圣人设教而言，此道统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中经韩愈提倡，下至周敦颐、二程、朱熹兴起理学，又有陆王心学以为辅翼，以《大学》之道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内圣外王”之学以立教。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此道统于中国文化之统治地位从未动摇，既使元清两朝为少数民族统治，亦不能改此道统，并被此道统所同化。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近现代中国士人学者自毁文化根基，进行文化自斨，任何西方列强纵能武力统治中国，亦不能灭此中华文化之道统。
此道统之传承不息，首在于中国传统书院之建制。书院本出民间，初为文人读书治学之所，后扩以为教书育人之处，虽常得官方之支持、干预，甚至控制，但书院之本从未改变。书院之设本无世俗功利之求，此由中国文化特质所决定，中国文化自古即“谋道不谋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书院文化志在思天地自然生生之理，求人类大生命生生不息之道。书院多处江湖之远，而与天地自然相亲近，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却心忧天下，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担当精神。故书院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之重要载体，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道如何混乱，中国人之文化生命总在民间得以传承；纵外族入侵，国运衰颓，中国文化之生命力仍然生生不息，并最终为国运的再次复兴注入文化血液。
回望历史，让人不胜感慨，书院之制实乃中华文化传承之大智慧、大功德；审视当下，让人不胜唏嘘，纵有诸多书院之名，而无传统书院之实，举天下能承此中华文化传承之大业者又有几人欤？
（二）学统之担当
中国传统书院之学制，不同于其时之官学，更不同于当代之义务教育。书院之设，为民间自办，以名儒大家为教授，以道统、圣人之学立教，求学者皆慕名向学而求教，皆有问道之心。问道必虚心，师道必尊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道不轻传，必得“诚意正心”而后得之。故书院教育之原则是“有往学，无往教”，非虚心问道之人吾不教也。《易经·蒙卦》卦辞亦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此为中国传统教育之特质，虽“有教无类”，但“教有差等”，因为孔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老子亦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书院教育实乃开放式精英教育，即敞开大门，任何人皆可入书院问道求学，但非“士志于道”者，则吾我不教也。相对于当代之精英教育所存在之分配不公，与义务普及教育所存在之人才偏废等问题，书院教育则恰当地取其中道，让有志于道之能者得书院之资助成其大器，而让无志于道、无能于学者免占教育资源。故此书院之学统实乃古代之“素质教育”，当代教育可资之典范。
书院之学统，不只在于求学者之虚心问道，因材受教；而且在于师道尊严之标示。书院之学统，绝不只为学生所设，更是为师者所设，而且对为师者要求更严。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之职首在“传道”，即道统之传承问题。道已如上所述，为中华文化之本根，师道则为传此道统而设，师道依此道统而存，“道之不存，师之不存”，此为师道之根本宗旨，为师者必先坐拥此道，先以此道自立，而后方可以之教国人。师者之职次在“授业”，此“业”非今所谓知识也。《易经·系辞上》有言：“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师者所授之业乃是“可大”之业，非一衣一食之眷顾，故为“大业”；而“可大”求于“有功”，“有功”求于“易从”，“易从”求于“简能”，“简能”则为坤道之功。故此“大业”根源于《易》之门户——乾坤之道，根源于“一阴一阳之谓道”，故“授业”实传道于人而使人“得道”，是为“德”，“德者，得也”，得道之谓德，“以德润身”，是为“富有”，故“富有之谓大业”。师者之职再次为“解惑”，解何惑？解问道之惑，解受业之惑，非谋食之惑也。故樊迟问为农为圃之事，孔子告之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此衣食之谋，非师者之所虑也。故“传道、授业、解惑”实乃一事也，皆为道之事也。
当下之学校教育，皆功利之学，唯金钱事功之所图，世人皆被物化而成生产之机器，人文精神丧失，“上帝死了”，“哲学死了”，“科学死了”，“人（也）死了”。在一片“终结”声中，无人预知人类会走向何方，“盲人骑瞎马”的危险正在向人类袭来。而当代之书院，于此传统书院之学统还能有所担当吗？
（三）生命之担当
按传统书院之宗旨，为学即为道，为道即为人，因为道即“生生之道”，生此天地万物与人类大生命之道，故传统书院之为学皆为求生命之学问。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己”即为内在之生命本真，此“人”即为生命外在之附着，“为道”即求此贯通己与人与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之生命之本，故使中国文化在学术理路上成为注重内求之学，而对外在事功不甚强求。“立德、立功、立言”为中国文化所重之“三不朽”，但最重要者乃“太上有立德”，人之德行才是为人与为学之根本。故中国传统书院之设教，首重身心性命之学而轻视事功，虽亦有空谈心性之偏颇，但于整个人类文化大生命之发展方向实为有益，足见书院之道统与学统皆本之于人之生命。
纵观历代书院之设及所传之业，皆为名儒大家，得道之士，为弘道而立说，为自我生命而学术，为安顿世人生命而传道授业。人之生命，为人类认识之最大奥秘，为人类知识终极之迷。人类一切认知，皆从自我之生命存在出发，无生命存在即无此认知，生命存在为人类认知之前提；而生命发出此认知之目的，自然归于生命本身，即生命之存在，最终只能以自身为目的，而无外在之目的，故一切外求之学，最终都要回归到生命本身而求解。西方人正因为不解此生命认知之本质，一味外求而不返，只能在对象性求知中迷失生命自我，被迫把自我交给上帝，而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西方人的生命就没有了根基，陷入了虚无。中国文化则以反观内照之精神，守住生命之本真，以道德之学引领学者“返本归根”，领悟自我生命之奥秘。但中国文化又不象印度文化自闭于一己之了悟，苦行自虐而绝弃一切外物；而是“从容中道”，“民胞物与”，“推己及人”，“内圣外王”而化成天下，此为人类生命文化之大智慧。故传统书院不只是圣贤设教之地，更是风化社会，化成天下，安顿世人生命之所。
观中国历史可以得之，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道如何混乱，中国人之生命意识从无现代人所承受之虚无感，因中国文化是有根之文化，中国文化是安顿人身心性命之文化，而传统书院则为这一文化传承之火炬，深扎民间而风化社会，持守道统而源远流长，使中国人之身心性命得以安顿，此为传统书院不朽之功业。而当代中国书院，可有此担当意识？可有此担当之能力？（孙铁骑）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