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举与科举是两个互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要厘清科举制的起源，就必须辨析清楚两者的异同和演变。

　　从贡举到科举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以往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已论述过中国历史上“贡举”渐次为“科举”取代的过程，他认为至北宋末期，官方的诏书中始有以科举作为贡举之意，至南宋末期似已大部分使用科举之名称。因此，在宋代贡举渐次为科举所取代。也有个别中国学者谈到历史上从贡举制到科举制的演变。但是，还从来没有人仔细辨析过“贡举”与“科举”的异同和概念替换原因。

　　经过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可以发现，贡举约略类同于察举或广义的科举。早在汉隋之间，“贡举”一词已经常被使用。《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云：“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彪上议曰：“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上书驳之，曰：……贡举之制，莫或回革。”由此看来，“察举之制”也就等同于“贡举之制”。《三国志》卷五零《吴书·孙破虏吴夫人传》弟景传注云：“志林曰：按会稽贡举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阙，无举者，云府君遭忧，此则吴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贡举，斯甚分明。”可见，当时已有专门记录贡举人选和具体情况的“贡举簿”。又如，《晋书》卷四六《李重传》：“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明贡举之法。”葛洪《抱朴子》外篇第一五卷《审举篇》中，说“天下贡举不精久矣”，认为东汉灵献之世，“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针对当时州郡轻贡举、秀孝不策试的状况，葛洪提出了“急贡举之法”的改革建议，“新年当试贡举者。”以上略举数例，便足见在隋唐以前早已存在“贡举”制度或“贡举之法”。

　　同属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古代韩国，历史上也留下了大量关于科举的记载，有的史料还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序云：“圣人先教而后举，选举特用人之法耳。自咨采而为宾兴，自宾兴而为辟召，自辟召而为贡举，自贡举而为科制，虽随世损益，渐不如古，其得人而共天职则一也。”从这段话的表述中，可见“科制”(即科举制)是从“贡举”发展演变而来的，两者属于选举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林仁默《武科总要》序说：“贡举之法，三代未尝有之，而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之士，亲策问董仲舒而始焉。唐宋科举之法盖仿于此矣。”这里笼统地将汉隋之间选举取士办法称之为“贡举之法”，并将贡举之法与唐宋以后的“科举之法”区分对应。

　　通常情况下，贡举是指地方向中央荐举的常科，不包括制举。唐宋时期的“贡举”概念一般也不包括制科。《唐律疏议》卷九《职制》“贡举非其人”条疏议说：“依令：诸州岁别贡人。若别敕令举及国子诸馆年常送省者，为举人。皆取方正清循，名行相副。”“贡”与“举”是两条报考途径，贡人与举人合称贡举。“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校者，谓之乡贡。”《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科制》条末史臣“补”订曰：“丽制贡制有三等：王城曰土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所谓“贡”，往往含有地方向中央贡献的意思，从方向上看具有由下往上推举的过程，因此通常与“乡举里选”相关。

　　“贡举”是先于“科举”出现的一个概念或一种制度。贡举制始于汉代，科举制始于隋代。科举在隋唐和北宋时期一般称之为“贡举”，而贡举制并不始于隋唐时期，却始于汉代。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始于隋代，但不能对汉魏直至南北朝时期大量的贡举史实和“贡举之法”的记载视而不见，说贡举制始于隋代。由汉至北宋1000余年是贡举时代，而自隋迄清1300年是科举时代。明清时的科举往往与唐宋时期的贡举已不大一样，这里存在着一个概念替换的问题。贡举时代和科举时代在隋代至宋代600余年间出现重叠交叉，这是因为明清以后人们将“科举”的概念回溯到隋代。

　　“科举”是北宋中叶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才普遍使用的词汇。“科举”一词逐渐代替“贡举”一词的过程，就是狭义科举逐渐代替广义科举的过程。而之所以会将“科举”上推到隋代，就是因为隋炀帝时建立了进士科。隋唐人士一般都不认为贡举是当时的创举，因为过去贡举本来早就存在。唐宋时人多认为贡举始于汉代，如刘肃《大唐新语》卷一○《厘革》云：“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刘肃说“贡举之法”起于汉高祖，并不等于说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科举之法”始于汉代。唐代贡举与从前所不同的，主要是进士科的异军突起，所以有不少人谈到进士科的创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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