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以后，关于“川上之叹”的解读同样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是两宋时期。

　　北宋咸平二年（999年），邢昺奉诏改定的《论语注疏》是这样解读“川上之叹”的：

　　此章记孔子感叹时事既往，不可追复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见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复，故感之而兴叹。言凡时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昼夜而有舍止也。

　　其中，“凡时事往者如此川之流”一语比包咸多出“时事”二字，而这二字恰恰是郑玄与包咸的区别，更何况还有“不可追复”四字，与郑玄的伤逝之情适相对应。也就是说，邢疏是对郑注的继承，别无新义。

　　但是，好议论的宋人并不都像邢昺那样甘于陈陈相因，最晚到陈祥道(1053-1093)的《论语全解》，对这一句的解读已有了新面孔和新概念，他说：

　　天下之物无日而不禅，无时而不移，虽天地不能逃其变，舟壑不能固其藏，造化密移，畴觉之哉。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叹也，此即物观之而已。即理以观之，则流者未尝流，逝者未尝逝。

　　其说似乎并没有比郑玄、邢昺增添什么新的内容，但一上来就用禅说儒，在注经方法和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上已有了显著的差异，与魏晋时人用玄学释儒典在方法上如出一辙，谓之积极阅读则可，究非解经之体。

　　但这样的做法在宋儒的释经实践中却成了常例和定体，意思不是说用禅释儒（尽管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而是说用理学解释儒学原典。就以孔子“川上之叹”而论，程颢(1032-1085)说：

　　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

　　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与王道，其要只在谨独。

　　程颢的这段话与郑玄以来伤逝、惜时的理解已是不同面目，从“天运”引出的“君子自强不息”之意倒与先秦儒家声气相通。这一点，程颢自己也意识到了，所以才有“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的自诩。只是这样的自诩发展到后来不免有些武断，故而金代的王若虚(1174-1243)指其无所据依，说道：

　　予谓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晓也。诸子之言亦俱说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论虽有益学者，要为出于臆度，而遂谓自汉以来无识之者，何其自信之笃邪？

　　至于谓“其要只在谨（慎）独”，程颢而外，他人恐怕很难从孔子“川上之叹”中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宋学在精气神上与先秦儒家相通，而在方法论上又不免凌空蹈虚，即从对这“川上之叹”的解读上，我们似乎也能看出其一体两面。

　　再看同时期其他几位理学家的解读：

　　程颐(1033-1107)说：“‘逝者如斯夫’，言道之体。如此，这里须是自见得。张绎曰：‘此便是无穷。’曰：固是道无穷，然怎生一个‘无穷’便道了却他。”此说与其兄程颢同一口吻，皆视“往者”为道，唯程颐在此没有作过度解释。

　　范祖禹(1041-1098)说：“程颐曰：‘此道体也。’臣以为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止也。是以君子自强不息以天，厚德载物以地，见大水必观焉以其似道故也。”这里只是重复二程的言说。

　　谢良佐(1050-1103)说：“已往者过，万物莫不然，而其理可窥；易见者莫如川流，是以圣人于此发以示之。”此说虽然已由大道而及物理，但思路仍在其师二程的框架中，与郑玄的伤逝之叹了不相关。

　　杨时(1053-1135)说：“人自幼、壮以至老、死，逝而不反，其犹川流不舍昼夜也。《易》曰：‘品物流形。’‘流’言逝而不反也，知逝者如斯，则知有不逝者异乎此矣。”观杨氏将人自幼、壮至老、死引入“逝”义之下，在理学家群体中，数他与郑玄之解最为切近，但结尾引导到“不逝者”，所指乃其念兹在兹的至道、天理，不愧为程氏正宗，从中反而更能见出宋学与汉末以来学者取径之殊异。

　　朱熹(1130-1200)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豪（毫）发之间断也。”显然，朱熹之说系对理学诸前贤说法兼采提炼而得，于郑玄迄邢昺各家伤逝之说皆无所取。由于他能严守“意句俱到”的原则，凡所解读“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朱熹《中庸章句序》），故在避免其他理学家或多或少存在的凿空之病的同时，与先秦儒典对该章的切合文本的解读遥相呼应，甚至也暗合了君子儒的力行精神，曰“时时省察，而无豪（毫）发之间断”。

　　与朱熹同时的张栻(1133-1180)，在该句的解读上与朱熹相呼应，其成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的《癸巳论语解》卷五这样说道：“此无息之体也。自天地、日月，以至于一草木之微，其生道何莫不然，体无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强不息，所以体之也。圣人之心纯亦不已，则与之非二体矣。川流盖其著见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朱熹、张栻之后，明代王阳明(1472-1243)、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也持相似的解释。王阳明《惜阴说》一文从“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一说引出孔子“川上之叹”，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其所以学如不及，至于发愤忘食也。尧舜兢兢业业，成汤日新又新，文王纯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阴之功，宁独大禹为然？”表面上看，王阳明的“惜阴”说与郑玄、皇侃以来关于时间的感叹存在着意义的交集，但其重点落实在“学如不及，至于发愤忘食”，则与周、秦、西汉文献以及宋代道学家刚健笃实的精进精神若合符契。这一点，《传习录》卷三可以互相印证：

　　问：“‘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先生曰：“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

　　而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则有这样一段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而有以尽乎《易》之用矣。

　　到乾嘉时期，学者刘宝楠在解读这一句时也依循着上述几位前贤的路子，舍郑玄而取朱熹。他说：“明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已，与水相似也……明夫子此语，既赞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清人与宋人在治学的门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在对这一句的理解上却走到了一起。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