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回忆：“……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
周作人当然会嘲讽辜鸿铭。那么即使从他的那种嘲讽中，大家也应当能够想到，辜鸿铭正是先“跨越”又“回归”的，换句话说，他最初以西学来名家，而且正是凭借着他从中悟出的道理，他才转而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他的西学造诣，才使他得以进入著名的张之洞幕府。
说到辜鸿铭的跨文化治学，又必须引进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他的同乡严复：他们都曾醉心于西学，此后又都由西转中，也都在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他们也都在1910年，被清政府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而分别赐给了文科进士。1936年的《国闻周报》刊载过一桩逸事，讲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其实，严复本人在私底下，也同样为此而叫苦不迭——“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与熊纯如书·六十三》）
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推想，在辜鸿铭痛斥严复的背后，又埋伏着这样的潜台词：唯有我才真正了解西方！而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一段摘自严复的名篇《论世变之亟》，他在这里首创了极化处理的文明二分法，从而开了中西对比的先河，并且给了国人以深重的影响：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由于严复被推许为“近代西学第一人”，此后的人们就误以为，他无疑是在描述一件确凿的事实，而又正因为这样，对于那些西学修养还不如严复的人来说，他们就很少再为这种论断的西学根底操心了。真正让他们操心的是，究竟如何把历史的钟摆，从严复所说的明显荒谬的这一极，推向严复所说的妙不可言的那一极。在这个意义上，其实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就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大，因为他们充其量只是在手段和途径上不同，而他们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早已被严复以短短的一篇文章决定性地刻画和制定出来。
正因为这样，我们眼下就更有必要对比着严复和辜鸿铭，去重温从哈佛学成归来的吴宓在《悼辜鸿铭先生》中发出的知人论世之言：
溯自吾国知道西洋留学生以来，留学生之能究心西洋文学哲学而探明西洋思想精神者盖鲜。严几道(复)晚年议论，颇多透辟精深之见解，然此实得自中国旧籍，而非得自西洋。严氏之于西洋思想，仅知旧世纪及19世纪之功利主义及进化论天演论。其所介绍传译者，为孟德斯鸿、斯密亚丹、约翰弥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此非西洋思想精神最精要之部分，不待详说。而其对于吾国之影响如何，亦不难判定。若辜鸿铭氏则有进于是。辜氏身受英国之教育较为深彻长久，其所精心研读之作者，为英国之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以及美国之爱玛生等。故其思想出严氏翻译西籍时之上。由吾人观之，辜氏一生之根本主张及态度，实得之于此诸家之著作，而非得直接之于中国经史旧籍。其普崇儒家，提倡中国之礼教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之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爱玛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中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此其中又以国家主义(爱国思想)为之动机。
说到这里，再来回顾严复老年充满自疚的书简：“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著，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与<宗圣汇志>杂志社书》）那么，就算说他后来好像有点“倒向”辜鸿铭，恐怕也并不为过吧？
对于严复本人而言，这当然也属于一种“跨越与回归”。他毕竟在展开着进学的过程，还在修正着自己的过失。然而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回归”，却显得比较消极和无奈。历史的巨大玩笑表现为，对于严复早岁的无心之失，人们至今都还在趋之若鹜。而对于严复晚年的幡然悔悟，人们在当时就做出了判定，认为他走向了没落与反动。这当然是因为，正是基于由他本人所创造与推行的那种简化框架，严复的早年选择就较易理解和同情，从而也就注定会有更多的追随者，包括那些手握权柄和号称权威的追随者；而相形之下，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对于严复的晚年文化醒悟，就需要更为复杂的问题意识、更加深厚的学术根底，和更为平衡的判断能力，从而只属于一个小众群体。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由认知能力的鸿沟所导致的悲剧！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