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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奭》:圣君贤相的诱惑
来源:检查日报 | 201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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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奭”,就是召公。“奭”是召公的名字,在名字前面加一个“君”字,算是敬称。在《君奭》中,“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敬称。《君奭》记载了周公面向召公的“一席谈”。由于文中只有周公所言,没有召公的回答或回应,这就意味着,《君奭》既可能是周公直接面对召公的谈话记录,但也可能是周公写给召公的一篇书信。

 

  概括起来,周公向召公讲了以下意思:第一,周王朝虽然已经取代了商王朝,但是,我们不能以天命自居。第二,我们的子孙后辈,如果不敬畏上天、不爱惜民众,就可能痛失祖先挣下的基业。第三,现在我只想把文王的事业传递下去。第四,必须看到,商汤是在伊尹的协助下完成了天命;太甲是在保衡的协助下完成了天命;太戊是在伊陟、臣扈的协助下完成了天命;祖乙是在巫贤的协助下完成了天命;武丁是在甘盘的协助下完成了天命。可见,商王朝的长治久安,与这些大臣的辅佐是分不开的,这些大臣们也都因此而名垂青史。第五,上帝为什么把天命托付给文王呢?其原因,既在于文王自身的德性出众,也是因为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一批贤臣在辅佐文王;如果没有这些贤臣,文王之德无法泽被天下。第六,现在我肩负重任,迫切地需要你的帮助;只有我们两人相互支持,才能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

 

  可以看出,周公的意图很明确,希望召公协助自己来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

 

  首先,周公需要召公的协助,说明他的处境比较艰难。在谈话中,周公已经坦言这一点。

 

  原来,武王去世之后,年轻的成王不足以担当大任,周公开始了自己的摄政生涯。不过,在作为摄政者的周公面前,可谓危机四伏:一方面,商王朝的残余势力尚未彻底剪除,他们聚集在东部故地,一直在寻找伺机反扑的机会。另一方面,蔡叔、管叔等本家宗室兄弟,对于周公主持的政权心怀不满,试图叛乱。此外,还有很多地方诸侯,对于周王室尚无归顺、臣服之意。这几个方面的矛盾相互勾连,错综复杂,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与不安。这就是周公所面对的政治危机。要处理好这个危机,就需要一个可靠的政治助手。然而,宗室内部年轻一代已经习惯于坐享其成,已经堕落成纨绔子弟。看来看去,只有召公堪当大任。周公相信,通过联合召公,可以达到多个方面的积极效果:可以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召公也是元老重臣,元老重臣的支持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请召公主持旧都镐京的政务,自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东部平叛的工作中去;自己虽然身在前方,但有一个巩固的大后方;而且,还可以续写“圣君贤相”的新篇章。

 

  “圣君贤相”或“圣君贤臣”,既是周公劝说召公协助自己的主要理由,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点。

 

  周公通过前朝及本朝的政治实践,总结出一个规律:善于承担天命的君主,都离不开贤臣的辅佐。周公举出了文王的五大贤臣的名字,并指出,他们不仅辅佐了文王,还紧接着辅佐了武王。周公高度评价了这些贤臣的功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文王的圣德是无法推行、传播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五大贤臣就没有姬周的天下。五大贤臣与文王一起,永远享有崇高的地位。周公还指出,这样的贤臣既见之于文王时代,也见之于数代商王在那几个成功的商王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著名的贤臣,可见,圣君有贤臣辅佐,圣君身边必有贤臣,乃是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

 

  周公刻意描绘这种“圣君十贤臣”的美好图景,当然包含了一个现实的、功利的目标,那就是吸引、动员召公加入到这个贤臣的行列中,为姬周王室立下盖世功勋。周公试图让召公相信,成为这样的贤臣,将是召公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

 

  由此可见,周公为了获得召公的支持,确实是费尽了苦心。不过,他的苦心没有白费,一方面,他确实赢得了召公的支持。本文虽然没有记载召公的回应,但是,召公显然是答应了周公的要求,并在旧都镐京为周公当了数年的后援,协助周公解决了当时的政治危机,并成就了周公的一世英名,可见,周公对召公的劝说还是相当有效的。另一方面,周公也由此提炼出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那就是“圣君贤臣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圣君只有一人,贤臣可以有数人;贤臣协助圣君承担天命。数千年来,美好政治的憧憬全系于此。换言之,周公总结出来的政治规律,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数千年来中国人对于美好政治的想象。

 

  从周公以君主之尊诱惑召公,到后来的孔子、孟子以相对平等的地位诱惑君主,再到朱子以微臣的身份诱惑君主,最后是王阳明在诱惑君主之际被君主痛打。诱惑情节的转变映照了中国政治特质的变迁:在周公时代,圣君与贤臣的关系可能就是兄弟关系,即使不是兄弟,也是“世谊”,也类似于弟兄。因此,圣君诱惑贤臣,其实是执政集团内部的沟通。到了孔孟时代,君主仿佛现在的企业老板,贤臣仿佛现在的职业经理,老板与经理之间可以双向选择。所以,圣君与贤相还可以相对平等地谈判;一言不合,“贤臣”可以拂袖而去,很洒脱。到了朱子时代,由于遇上了“君臣共治天下”的“好时期”,贤臣还有诱惑君主成为“圣君”的机会虽然可能“不复闻圣语矣”。然而,到了王阳明时代,“贤臣”已经成为了可以随便侮辱、任意诛杀的对象。王学在16世纪以后的汹涌澎湃,其实是“贤臣”已经不敢诱惑君主、圣君贤臣理想已经破灭的产物。

 

 

 

 

 

责任编辑: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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