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恕　述)

    梁培恕,梁漱溟次子。1928年生于广州,解放后先后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从事农村题材采编工作,后调入中国社科院做编审。近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

    忘我:“大儒”其实是和尚

　　25年前,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哥俩分别接到了他的电话:我老了,需要你们“照顾”。我们当然明白他“照顾”的意思,于是,搞了一辈子科研的家兄培宽高龄从文、做起了他文集的选编工作；我操刀父亲的传记,还算是老本行,如今终于可以拿出手了。

　　说句实话,“最后一个大儒”的书名是出版社改的,我能理解人家的苦心和好意,不过,父亲真的不需要图什么名。我最初定的是《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诚如家兄言“他的有些主张肯定是错的,有些却值得参考。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在自我修养上是比较无私的,比较无我。他不是一个很浅薄的人,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

　　比如大家最关心的,他的佛学和儒学关系问题。父亲自诩“问题中人”,一辈子都在思考和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得出结论是: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正确的,却因为“儒学最适合群众去理解和运用,适合于绝大多数人；而佛学只适合于少数人”。一生致力于华夏民族复兴的他,当然要和大多数人在一起。结果,成了众人眼中的“最后的大儒”。

　　他不是孔子的信徒,却当得起知音。“文革”时批林批孔,主持人问这个“老运动员”的感想,回答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早在抗战期间在桂林,有一次父亲在七星岩和朋友吃素席,恰逢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在座者无不吓得大惊失色,他却没事人似的聊天:“子曰:仁者不忧,我故乐天知命也!”

　　父亲一生出儒家之仕,一生也从未放弃佛学信仰,只是为了众生而改变了用力的地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罢了。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岁的他第一个出席发言,“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其实,他八九十岁的时候还想着出家呢!每当到庙里的时候,他才觉得最舒服。

　　不过,父亲没逃过任何一次大风大浪,却活到95岁的高寿,恐怕也是和“破我执”“忘我”有直接关系。那时和他同辈、同资历的不少名士选择了自裁,他的心理状态却一直很好。其实父亲信佛归信佛,但我们却从不见他拜佛、烧香,这其实也是“忘我”,“如果一个人能忘我,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而1988年夏天,他也只留下一句“我累了,要休息”就撒手人寰,我想:这个和尚大抵是快乐的。

    宽恕:多年父子如兄弟

　　因为“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父亲给我们兄弟取名培宽、培恕。中国人的父亲形象一般都是严父,我们的父亲却只是告诫我们“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对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也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即可。

　　拿家兄的话说,我们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一次他考试得59分,很不好意思地拿补考通知给父亲看,结果老人家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他。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父亲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暇顾及家庭。我们哥俩寄居亲戚家,正在叛逆年纪的我,甚至不太珍惜鸿雁传书的宝贵机会,父亲也不恼,还替我着想:“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但也不忘了请大我三岁的培宽多留个心眼,“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不少人都知道:表里如一,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也用来对待我们两个,他从未设法影响我们,甚至没设法让我们理解些什么。“你们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你们去做你们的事。”父亲在1943年2月28日寄给我们的信里写道,“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

　　要说父亲的影响,多年来潜移默化的肯定是有,但之前一直太多似懂非懂。这20多年和他跨越时空精神交流,我也成了耄耋老人,才算是越来越懂了。诚如他临终前所言:人类需要认识自己。而我的下一件事,正要以此为题,替父亲为这个世界写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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