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朝鲜半岛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学者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理解消化，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儒学文化。
儒学的传入及传播过程
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目前已无从具体考证。正如人们所说的“文者道之器”一样，汉字在传入朝鲜半岛时，文字之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也随之传播到朝鲜半岛。
李朝世宗于14世纪初叶创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在这之前，朝鲜一直使用中国的汉字。早在公元1、2世纪，汉字就已成为这个时期朝鲜半岛交往的公用文字。而秦汉时期儒家的经典也大量传入了朝鲜。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从传播的具体内容和它在社会中的地位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4世纪末以前是第一阶段，传播的内容是汉唐儒学，此时儒学尚未完全确立起在朝鲜半岛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
历史上曾地跨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很早就接受了儒学思想。据《旧唐书》之《东夷列传》记载，高句丽在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已建立儒学机关“太学”和“扃堂”。“太学”是高句丽的最高学府，传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史书，在地方设立的“扃堂”，招收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学习“四书五经”和历史知识等。这使高句丽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成为半岛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早的地区。
百济从建国初便接受了儒学，到4世纪已有比较完备的儒学教育机关。此时儒学之士王仁还把儒家经书传到了日本。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南端，发展较缓慢。公元6世纪儒学才在新罗得到广泛传播。新罗于公元503年按儒家的方式改换了国号和年号。善德女王八年（639年），派遣子弟入唐留学，开始培养儒者。儒学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公元788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科考内容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新罗又派出许多贵族弟子留唐学儒。这不仅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出了薛聪、崔致远等著名儒家。
高丽时代（公元10世纪初—公元14世纪末），佛教在官方的庇护和扶植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儒学同佛教一样，作为统治阶级思想武器的一翼，在此时期得到更大的发展。公元930年，高丽已在西京“创制学校”，设“书学博士”。公元958年，高丽政府“始制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公元992年，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了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由于国家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儒学教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但是，由于公元993年开始的历时30年反抗契丹入侵的战争，极大地阻碍了官方儒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儒学教育的发展出现一种新的倾向——兴办私学。首次举办私学的是崔冲（984年—1068年）。崔冲字浩然，号惺斋，历任翰林学士、谏议大夫等职。他在70岁退职以后，办起私学，专心儒学教育。由于他声望高，贵族子弟争相进入他的学校，做他的学生。在崔冲和私学的影响下，还先后建立了11所有名望的私学，当时把这12所私学的学生，称作“十二徒”。
14世纪末以后是第二阶段，传播的内容是程朱理学。此时，随着李朝建立后“崇儒排佛”政策的确立，儒家思想开始在朝鲜半岛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追溯到高丽王朝末期。14世纪末，高丽王朝开始衰落，一批文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维系人心，开始引进朱子学。其早期代表人物有白颐正、禹倬等人，14世纪末李朝王朝建立，郑道远、权近等人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不仅从道德伦理上批驳了佛教，而且从哲理上抨击了佛教，从而为朱子学取代佛教，以及其在15、16世纪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李朝的稳定，社会又出现新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开国功臣为核心的“勋旧派”和在地方书院受朱子学教育的“士林派”。这两派不断相互斗争，最后以“士林派”的胜利而告终。被称为后起士林的李退溪、李耳等人，吸取前期士林的经验教训，不仅继承和发挥以往士林的业绩，而且集中朝诸儒之大成，使朝鲜半岛朱子学发展到顶峰。李退溪又名李晃，字季浩，后改景浩，号退溪、退陶，生于朝鲜燕山君7年（1501年），卒于宣祖3年（1570年），是朝鲜儒学的泰斗。他继承了王阳明的学术理论，并自己开创了退溪学派。李退溪远承孔、孟的心法，近守朱子的遗教。政治方面，注重德治，以孝、悌、慈为本。李退溪至今在韩国家喻户晓，韩国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思想家，将其头像印在了1000元的韩圆上。此外，首尔钟路区北部亦有一条退溪路用以纪念他。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影响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发展过程是与中国儒学的发展紧密相联的，但它并不是中国儒学的生搬硬套，而是与自己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它从传入朝鲜半岛的时候起，就开始了其民族化过程，并创造出有别于中国的儒学，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儒学学者。今天，有人说“韩国是个典型的儒教国家”，可见儒学在朝鲜半岛本土化程度之深。它对朝鲜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道德伦理、文化教育、民间礼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想政治方面。儒学思想从最开始的传入到儒、释、道三家自由发展，再到后来李朝的“排佛扬儒”，最终儒学在朝鲜半岛成为一种准宗教。在政治建构方面，朝鲜半岛建立起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政权。高丽王朝时其官僚制度设立的三省六部是从中国学习而来。李朝时期遵循儒家经典，模仿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建立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特色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家天下的观念；二是科举考试和文官制度。
道德伦理方面。特别重视“孝”的思想，以儒学的“仁”与“礼”结合而成的“三纲五常”作为道德规范，并结合古代朝鲜“子孝父”的孝道思想，提出了对父母尽孝道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大义明道思想。由此出发，进而主张“家国一致、孝忠一致”，把国家作为扩大了的家庭，主张以孝的精神忠于国王。而统治阶层反过来利用孝道，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儒家的伦理规范。直到今天的韩国，社会仍把尊敬长者和服从长者，视之为最值得称赞的美德之一。谁要是违反这个准则，就要遭到社会的谴责。
文化教育方面。儒家经典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此后历朝都很重视文化教育。早在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就设有太学，后来百济、新罗都建有相应的教育机构“太学”或大学监，到高丽王朝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都空前兴盛。而到了李朝时，国家教育体系中，中央有成均馆，地方有乡校。这些机构主要讲述儒家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等。与这些机构相应的文官选拔制度是科举制的引入，从元圣四年（788年）开科取士，一直到李朝的灭亡，科举制推动了朝鲜半岛教育的发展。
儒学在韩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观念体现
二战后，特别是从1962年起，韩国开始实行了一连串的5年经济开发计划及10年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韩国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一跃跻身于世界上令人瞩目的新兴工业国的行列。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主要参照的是欧美的价值观和经济模式，但儒学作为韩国传统的主导文化，起着潜在的、根深蒂固的作用。正是由于儒学的影响，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特征。
一是群体观念。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特征是“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强调个人主义的原则。与此不同的是，韩国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更加注重群体。韩国的企业也受这种群体观念的影响，每个人在群体中不管能力大小，只要诚实勤勉工作，都会得到大家的认可，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关系。
二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关心现世、刚健不息的儒家精神鼓舞了韩国人。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韩国人克服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
三是重视教育、知识和人才，注重伦理教育和道德修养。儒家传统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同样影响到现代韩国的教育。正是各类学校培养出来的众多人才促进了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传统儒家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也使韩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重视通过修身来促进社会的和谐。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韩国运用自己保持的良好传统创造出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奇迹，而儒学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发展。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