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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日本:一段被“魔改”的思想史
来源:澎湃新闻 | 201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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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儒学的命运似乎迎来转机。儒学不仅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学问体系被重视和重估,而且还大有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作为教养或行为方式回归日常生活之势。以此为背景,重新审视儒学与近代历史关联的议题屡屡被提及。

 

值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1868-2018)之际,一些讨论日本与儒学关联的专题论著发表。拜读过这些论著后,笔者不禁想到了三个故事,三个儒学与日本发生纠葛的故事。

 

鲁迅像(日本仙台市博物馆)

 

故事一:鲁迅

 

1902年(明治35年),鲁迅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四书上并无记载的”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然而有一天,

 

“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4月)。

 

因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去日本的鲁迅,没料到又撞见了孔庙和热衷儒学的日本人。鲁迅和他的同学最后有没有去“拜”,尚不得知,但明治后期儒学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座“御茶之水的孔庙”,在19239月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焚毁。之后被重建,并于1935年竣工。“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对于这件事,鲁迅多少有些感叹。我也有些疑惑:日本孔庙的重建,牵动了中国的关心,这算不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呢?然而,对圣人和儒学的共享并没有使中国在两年后免遭日本的全面侵略,正如欧洲人共享着一个上帝也未能逃过一战和二战一样。

 

不过,对日本侵略者而言,这也算不上什么矛盾。“侵华战争”在当时日本的舆论中被淡化为“中国事件”,被形容为“兄弟阋墙”的内部纠纷,是作为“大哥”的日本教训不守规矩的弟弟(中国)的无奈之举。其后,“大哥”日本又担负起“外御其侮”的重责,抵抗英美侵略,振兴亚洲,并以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这岂不非常符合“圣人”之教吗?

 

“御茶之水的孔庙”(汤岛圣堂,来自“斯文会”主页)

 

故事二:津田左右吉

 

鲁迅文章发表4年后,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却因缺乏这种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觉悟”,非议儒学和传统遭到了攻击。

 

193910月,受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南原繁(1889-1974)委托,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津田在当时的东大法学部开设“东洋政治思想史”课程,讲授“先秦时代的政治思想。”最后一堂课结束后,津田遭到右翼学生团体的围攻。

 

担任助教的丸山真男时年25岁,他挺身而出,协助津田突出重围返回教员休息室。然而,右翼学生随后也涌入休息室,继续围攻津田。据丸山回忆,右翼学生对津田的论点,如儒学对日本历史影响薄弱,儒学属于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生活关系不大等非常不满。有学生大声质问道:

 

“这岂不否定了历史上将日中两国紧密连接起来的道德思想吗?”(《ある日の津田博士と私》,1963年)

 

当然,右翼学生并非要与津田讨论学术问题,他们也不是信奉儒学的儒教徒。他们不满的地方在于,津田的学说动摇了“东亚新秩序”的道德基础。如果儒学不是联系日中两国历史的思想纽带,“兄弟”关系如何成立?日本的“大哥”地位由何而来?日本又有何资格“教训”中国呢?

 

不仅如此,津田一直倡导以严格的文献学方法和“疑古”的态度考察《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区分神话故事和历史事实,早已招致右翼分子的不满。围攻事件后不久,以驱逐自由主义学风为己任的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1894-1946)攻击津田是“抹杀日本精神、东洋文化的恶魔虚无主义者,无比凶恶的思想家”,似乎杀一百遍也不解恨。其后,津田被迫辞去教职,著作遭禁售,并以“冒渎皇室之尊严”的罪名被起诉、判刑。

 

津田左右吉

 

日本投降后,蓑田在家里上吊而死,津田当选日本学士院院士。相较于两人的命运,更让人好奇的是,儒学在日本怎么变为美化侵略的思想资源了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第三个故事。

 

故事三:山崎闇斎

 

第三个故事关于江户时期的朱子学信徒山崎闇斋(1619-1682)。

 

山崎名嘉,通称嘉右卫门,15岁至29岁剃发出家时法号“绝蔵主”,归儒还俗时号“闇斎”(朱熹斋号晦庵,此乃向朱熹致敬),后创设了鼎鼎有名的“垂加神道”。在江户时代,像山崎闇斎这样的“跨界学者”不是特例,而是常例。

 

山崎闇斎(原义胤编《先哲像传》)

 

山崎似乎是虔诚的朱子学信徒,曾称:“学朱子而谬,则与朱子共谬,何遗憾之有?”虽然言之凿凿,但也不见得总是如此。据说一次讲学时,山崎向弟子发问,

 

“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数万骑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为,愿闻其说。”曰:“不幸关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而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派孔孟率兵来攻,我们这些日本的“习儒之人”要拿起武器上阵击败他们,生擒孔孟,以报国恩。这正是“孔孟之道”。

 

不过,对于同时代的中朝儒学者来说,这段对话荒诞不经。孔孟何尝会侵掠他国?儒者岂能上阵?孔孟何曾论及“国恩”?朱子学徒岂敢非薄孔孟?山崎闇斋终究是“日本的”朱子学者。

 

与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不同,江户日本是以武士为主体的社会。在战国时代的枪林刀丛、硝烟弹雨中形成的武士阶层,拥有可以世袭的封地、俸禄和身分。武士原来是不读书的,进入和平期后,才渐渐关心起学问来。江户日本不存在科举制度,儒学不是“统治思想”,亦难被称为真正的“官方学问”。江户人名义上都是佛教徒,接受寺庙的管理(檀家制度)。按照儒学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日常生活规范、家族制度以及“冠婚丧祭”大多不合礼制。正是在这样的“异域他乡”,儒学被自由地研究和阐发,一再变换形象。可以说,一段江户儒学史,就是儒学不断被“魔改”的历史。

 

江户时代的儒学

 

美篶(みすず)书房在日本以出版艰深的学术著作闻名。1978年,美篶出版江户儒学者荻生徂徕(1666-1728)的《论语徴》时,打出了这样一条广告文,“如果说西欧思想史如怀特海所讲,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话,那么东亚的学问和思想的历史,则可以说是《论语》的注疏史。”

 

因为是广告文,不免有些夸张和煽情。不过,说儒学构成了日本前近代思想世界的基石之一也并非虚言。儒学很早就传入日本,但一直被作为贵族教养之一,流传于上层社会。儒学向日本社会的深层渗透,发生在德川政权成立后260多年的漫长和平期之中,尤其是后半期。江户时代前的儒学,主要是汉唐训诂学。“理气”、“圣人可学而至”、“本然之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雄大的朱子学论题尚未出现。虽然朱子学著作已被留学中国的禅僧带回,但在纷纷扰扰的战国乱世中,它还蛰伏在京都和镰仓的禅寺中。

 

儒学在江户时代的推广过程中,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和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发挥重要作用。德川家康聘请原为京都建仁寺僧侣的林罗山(1583-1657)讲授《大学》与《贞观政要》,并大量搜罗儒学书籍。而德川纲吉则致力于将“武治”(武断政治)转变为“文治”(文治政治)。他将1615年颁布的“武家法令”(武家诸法度)第一条从“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改为“勉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并命林罗山曾孙林凤冈于1691年修建孔庙,并任其为“大学头”(国子监祭酒)。这座孔庙也就是鲁迅所谓的“御茶之水的孔庙”。

 

在此前后,日本涌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儒学研究者。除了协助德川政权掌管“文教”的林氏家族外,还有中江藤树(1608-1648)、山崎闇斎、熊泽蕃山(1619-1691)、贝原益轩(1630-1714)和新井白石(1657-1725)。新井曾为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重用,是江户260多年间唯一进入权力中枢,有机会推行儒学理念的学者。不过,也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1709-1715,“正德之治”)。

 

这些儒学研究者很难被纳入某一个具体的学派,他们在吸收朱子学或阳明学的同时,总是结合许多其它学说,如西学、神道或兵学,对其进行改造。如果说他们对儒学的改造尚属小打小闹的话,那么“魔改”儒学的代表人物要属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徠(1622-1728)。在他们眼中,不仅汉唐诸儒不足为训,朱子阳明更是异端邪说。

 

伊藤仁斋画像(弟子绘)

 

仁斋主张复归原始儒学,跨越千年直返孔孟之教。他批评朱子学抽象、琐碎、渺茫和不切实际,力图将儒学纯化为人伦日用的实践伦理。他极反感“口可言而身不能行,心可思而不得施之于物”的空言空理。认为“夫道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也”,“俗既是道”,“无益于人伦日用之间者,皆邪说暴行”。伊藤的中心思想有二,第一,善待身边的人和物即为道;第二,最普通的事物最伟大。

 

徂徠较仁斎更进一步,主张复归孔子之前的“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他认为,圣人是创设“礼乐刑政”的天子,而“述而不作”的孔子,作为圣人是不太够格的。而子思、孟子等“孔子之徒”创设的儒学,在真理性上更要大打折扣。

 

荻生徂徠(原义胤编《先哲像传》)

 

朱熹讲过的几乎每一句话,徂徠都不同意。朱熹主性善,徂徠不讨论性善恶,认为论性是道家的发明。他倾向于认为人各有性(“人随其性所殊”),人性虽然倾向于与他人合作,但不会改变。这也是与荀子的根本不同。朱熹主张“变化气质”,认为愚夫愚妇亦可成为圣人。徂徠则认为“气质不变”,“豆就是豆,米就是米”,豆永远变不成米,重要的是使豆充分发挥豆的作用,使米充分发挥米的作用。徂徠的主要论点有二,第一,道的核心是“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等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无涉。第二,讨论“应然”(应该怎样做)之前,要了解“实然”(实际情况如何)。

 

这一时期的儒学讨论很热闹,也有很多创见,还其影响尚停留在学问世界。至江户后半期,这种“日本化”的儒学经过上百年的渗透、沉淀和变形,开始从学问世界潜入至民众思想世界的底层。

 

明治维新前后的儒学

 

江户后半期,“藩校”(各藩设立的公立学校)和民间学校的数量大增。武士在“藩校”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商人和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在私塾学习儒学,糅合了神、儒、佛,以通俗语言宣扬道德的石门心学,在庶民中广受欢迎。儒学开始成为“大众”的学问。这一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宽政异学之禁”(1790)。

 

老中松平定信(17591829)为打击当时的奢靡之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思想统御,下令直属的学问所(即后来的昌平坂学问所)只能讲授朱子学,禁止讲授“异学”。这一禁令的意义有限。和所有的思想禁令一样,人们总是乐意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加以应付。据说,昌平坂教授佐藤一斋(1772-1859)“上班”时讲朱子学,“下班”后讲阳明学,他在88岁高龄去世时,门下弟子已多达三千人,其中不乏山田方谷、佐久间象山、渡辺华山、横井小楠、中村正直、大桥讷庵这些赫赫有名人物。他们借助儒学的知识框架和世界观,理解西方近代文明,并力图在西洋的冲击下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各种问题。

 

明治维新的亲历者,无一例外都学习过儒学。这是日本史上唯一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儒学素养的时代。就连那位“东洋的伏尔泰”、猛烈攻击儒学的福泽谕吉也曾通读《左传》十一遍。因此,主张儒学促成了明治维新,无异于一句正确的废话。

 

因而,如要探讨儒学对明治维新的影响这一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我们不仅要了解幕末的各种思想运动,还需要去考察“文明开化”的浪潮中,在西方近代科学和思想的冲击下,儒学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反击。我们还要努力发掘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西周、福泽谕吉、井上毅、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的思想世界,观察儒学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化学反应”。他们的儒学思想虽然已变得支离破碎,但尚是活着的精神。1890年之后,以复活儒学的形式出现、被纳入“天皇制”的“国民道德论”,虽然看上去搞得轰轰烈烈,但已沦为供各路“妖魔鬼怪”驱使的“死物”了。

 

津田左右吉在东大所遭遇的,正是这个“死物”。

 

作者:

 

 

责任编辑: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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