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儒学，有些人认为它是宗教,不是宗教为什么人们称它为“儒教”？为什么自古就有“三教九流”之说?有些人认为它不是宗教，而是教化之教，不信你到孔庙大成殿去看一看，皇帝题写的牌匾上清楚地写着“化成悠久”四个大字。儒教的称谓虽然由来已久，但争论始于明代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明末清初利玛窦否定“儒教是教”的理论，这位耶稣会士的结论是：春秋以前的儒学是宗教，两汉以后的儒学不是宗教。春秋以前儒学是宗教的理由：1.“从他们历史一开始，书面上就记载着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第一位最高的天神。……古代中国人把天地看成有生灵的东西，并把他们共同的灵魂当做一位最高的神来崇拜。”2.儒学也讲上天给坏人的惩罚和给好人的赏报。3.对灵魂不朽，似乎没有什么怀疑。汉以后儒学不是宗教的理由：1.由于人性的腐朽，可怜的中国人逐渐丧失了原始的明理之光，信奉古儒教的文人或者走向了无神论，或者陷入了偶像崇拜。2.有些文人认为人在死后灵魂完全消失，不相信来世有天堂和地狱。3.没有神职人员，没有正式经文，祭祀上帝只是皇帝的特权。4.不论是公众还是个别人，都没有做祷告、唱赞美诗表示他们对最高之神的敬意。5.真正的哲学家不提创世说。
到了清末，这种争论再度出现。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谓“臣窃考孔子实为中国之教主，而非谓学行高深之圣者也”。在这场争论中，陈独秀对“儒教是教”同样持反对意见，陈独秀认为，儒教之“教”为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
进入现当代，这种争论非但没有停止，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任继愈于1978年提出了的“儒教是教”说，并先后发表《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详细阐明了儒教的性质、教义、神灵、组织结构以及发展阶段。
冯友兰指出，宗教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概念，“有其自己的意义，不能在中文中看见一个有教字的东西就认为是宗教”。教的本义为教导，将具有人神连接意涵的religion迻译为宗教，应该是取“以（通过、凭借……）供奉神灵的宗庙为教导方式”这样一种意义。显而易见，体现该单词本质的关键之处是作为祭祀场所的“宗”，而非作为中国式人文主义印痕之祭祀目的的“教”。“鲁人以儒教”中的“教”是个动词，意为（鲁国人）用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与此相应，“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所谓三教合一说，则表明这个教字之所指侧重于功能（治），因而既可以指宗教，也可以指哲学等可以用来提供教导作用的思想。
普通人难免不明白：同样是庙宇，同样有造像，同样燃香火，同样献牺牲，同样行祭拜，怎么就有教与非教之争呢？何况是者非者，皆为名流大家，国学大师。芸芸众生，只有听者之份，没有插嘴之功，甚至连听也听不明白。那么有没有一把尺子来度量一下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呢？尺子是有的，不过被大家名流收起，“鸳鸯绣取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好让自己尽情挥洒罢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宗教的特征是什么：“宗教由种种信念和仪式——祈祷、颂歌、舞蹈、供奉以及牺牲——组成，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用这些东西来解释、要求以及操纵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这些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可能包括男神和女神、祖灵和其他灵魂，或一些非人格的力量，这些东西或者单独出现，或者以各种混合形式出现。”
这一点在儒家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庙里似乎屡见不鲜：孔子及一圣四公十二哲塑像，只是没有女神出现；仪式、供奉，只是没有牺牲，不过封建时代是有牛羊献祭的；超自然的力量——不对了，旧时人们祭拜孔子，是出于尊崇，并不相信孔子有超自然的力量。倒是现如今人们带着孩子到孔庙祈求孔子保佑小孩能够考上大学——并不当真，考大学还是要靠家长、老师、孩子三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再看看神职人员：“所有人类社会都有这样一些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他人完成宗教实践。这样的人非常擅长于同超自然存在打交道，对超自然存在施加影响，操纵超自然力量。”
在孔庙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人，他高喊着号令，指挥人们完成祭拜。但这个人并不固定：旧时庙学合一，指挥者可能就是先生，大祭时是由地方上有威望的长老——他们只走程序，不施法术，不对孔子施加影响，也不要求孔子帮什么忙。
再看看宗教的功能：“通过解释未知的东西并使其变得可以理解，它们缓解焦虑，通过宣扬在发生危机时将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它们给人以安慰。它们提出正确和错误的观念，为可接受的行为树立先例，将作决定的负担从个人身上转移到超自然力量那里，并以此来奖惩人们的大量行为。通过仪式，宗教还可以用来促进口述传统的学习。最后，宗教在维护社会团结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这一点差异还是不小的。虽然儒学中的有些片段难以理解，赶考前难免焦虑，考棚内外难免有危机，但童生、秀才、举人、官员、帝王祭拜孔子，并不要求孔子让儒学变得容易理解；也不要求孔子帮忙度过考棚或国家危机；也不通过求签、打卦等等要求孔子拿主意、定国策、作决定。人们通过诵读、熟背、理解、考试以至于实践来实现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承，并不依赖于宗教仪式。
再看看信仰：“宗教可以被视为一系列组织起来的、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这些信仰引导人们理解世界，或者帮助他们处理那些他们认为重要、但运用现有组织技术和技巧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限制，人们求助于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或者试图影响、甚至操纵它们。”
读书人乃至平民百姓信仰儒教，并不认为孔子是神灵，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它引导人们理解世界靠的是儒家学说，它教导人们依靠自身的学习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孔子及儒学本身并不能“有求必应”的从外部来帮助他们。
宗教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信仰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试图用宗教手段控制用其他方法无法控制的东西，人类求助于祈祷、献祭及其他宗教仪式。”而这恰恰是儒教所不具备的。看来，要想把儒教贴上宗教的标签还真是有点困难了。
有人认为“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尽相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它独特在哪儿呢？作者没有说明。它独特就独特于有教之名，无教之实。有教之庙，无庙之灵。有教之神，无神之功。有教之众，无众之求。那这样独特的宗教，不但在西方算不得宗教，在中国又能算得上吗？
如果说儒教不是宗教，那何必称它为儒教，又为什么要用立庙、造像、唱歌、跳舞、供奉、祭拜等方法，搞得神神叨叨、神秘兮兮的呢？
这还得要从孔子逝世后建庙说起：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十七年（前479年），哀公将孔子故居三间改为庙堂，内藏孔子生前所用衣冠琴车书等物，岁时奉祀，此为孔庙之始。这种宅庙仅仅作为家族和地方奉祀纪念之用。
至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鲁相韩敕以官钱修饰孔庙，才逐步改变了宅庙的性质，使之成为官设的庙堂。后代帝王绵延相继，不断营饰修缮，至唐太宗不但下诏在京城和全国皆为孔子庙，而且令兖州建阙里孔子庙，从而使曲阜的孔子庙规格升高，规模扩大。这时的孔庙上升为全国性的纪念和祭拜场所。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当世及其以后的战国时期，虽被尊为“显学”，但只是一派学说。直至汉代，经过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和对百家各派的选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家在诸子百家中的“学”的胜出。而儒、释、道三家“教”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儒学无可避免的受到冲击，为了与释、道二教相抗衡，儒学或儒术不得不被裹挟进“教”的行列，逐渐被称之为儒教，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隋末，儒教名列三教之末；唐初，李渊于武德八年论三教先后，钦定老先、次孔，最后为佛教；贞观四年（630）诏“州县皆作孔子庙”；至晚唐，儒学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并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在这种礼遇中，帝王是崇拜的首领，儒生是崇拜的中坚，庶民是崇拜的尾羽，帝王的崇拜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崇拜链。但儒家始终坚守着“学”、“术”的底线，没有被崇拜冲昏头脑，并不把自己转化为真正的宗教。它绝不像道教那样驱邪捉鬼、得道成仙，也不像佛教那样修行出家、转世轮回，更不像西方亚伯拉罕诸教那样描画天国。儒家“敬鬼神而远之”，认为神弗佑人。虽然内容决定形式，然而“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它却恰当地保持如佛教、道教那样的仪礼，庄严的享用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膜拜。正因为儒家以满腹经纶、入世之心、“修齐治平”的信念，始终保持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世道与人心的关怀，才有着至高至广的受众，它才能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深远恒久的影响。正因为儒家以“教”的名义与释、道并列，以全国性的庙宇和大规模的祭奠与释、道抗衡，才能在三教中最终胜出。
试想，如果儒家不与释、道保持分野，则儒学就不可能成为国家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官学和国学，最多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果儒家不进入三教之列，则不可能融合三教、三教归儒，成就一统，最多是平分秋色；如果说，儒家进入三教之列，是时势使然，那么，三教归一则是儒家远见卓识的有意使然。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儒家的悖论，不得不钦佩儒家的智慧了。鉴于此，我们就不难决策如何来进行文庙的保护与利用了。
（安徽省桐城市博物馆 唐红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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