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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废科举: 大批青年转投革命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201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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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

 

    当时中国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秀才、数万举人、数千进士,无不是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熟读四书五经,却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一无所知。“通天梯”突然被抽掉,全都“伤不起”。

 

    即使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座小县城。1911年夏,“革命细胞”已扩至这处天高皇帝远的帝国末梢。

 

    一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路过紫金,被几名防勇扣留,因他剪了辫子。黄花岗起义刚被镇压,这个学生被当成了革命党人。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

 

    一干人等来到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对这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他藏起来,去找学堂总办---紫金声望最高的乡绅钟荣山。

 

    钟荣山正在一官员家里喝酒,席间还有哨官陈家裕。钟要学生回学堂将乡勇捆起来。陈当即质问钟,为何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大吵。

 

    翌日,学堂提出,学生被抢去了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一枚,要求巡防营归还,并要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最后,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小事满载当时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信息:

 

    其一,新式学堂勃兴,并被革命党渗透;

 

    其二,乡绅已成为轻而易举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政治重心由中央而督抚专权而各地大小士绅,集权发散的趋向进一步加剧;

 

    其三,几个大兵居然敢上“学宫”抓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其四,无论乡绅还是地方官,对朝廷的基业都漠不关心,清王朝的威信已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

 

    一叶知秋。是年秋,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通天梯”突然被抽掉

 

    清末十年,“弱肉强食”国际环境的倒逼,革命派向改革发起的冲击,使内外交困的清廷,在落日的残光中急切地寻找哪怕能带来一点点希望的生命延缓之道。

 

    编练新军、教育改革、警政改革、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实业促进、地方自治等分头并进,规模不能不说大,速度不能不说快,可却已然于事无补了。


    列强要钱,“新政”要钱,处处要钱,能搞钱的就是好官。1901年清廷推出上述“新政”以后,各级地方官的升迁优劣,不再限于传统的“钱粮刑名”,于是乎急功近利、勤于敷衍,令需头玛瑙的事儿随处可见,贪腐案子到处频发。

 

    朝廷的开支增长过快,滥印铜元带来通胀,“铁路国有化”等举措亦未能做好利益的平衡,越来越多的阶层被驱赶到朝廷的对立面。

 

    清廷的“新政”是造就了一小批既得利益者,可更多的是造就了一大批被剥夺者,警署、自治公所等成为草民泄愤的对象。

 

    晚清最后的十年,“民变”大大小小加起来超过两千件,“学潮”更是频频发生,《苏报》为此特辟“学界风潮”专栏。清廷忧心忡忡,甚至谈“学”色变,“多一学堂即多一隐忧也”。

 

    就清廷的当政者言,教育的变革似乎成了其拯救清末残局“新政”的一项要举,尤以1905年废科举为甚。

 

    科举制是封建时代专为维持国家运转需要而设计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流社会流动的手段,还捆绑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和梦想。

 

    当时中国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秀才、数万举人、数千进士,无不是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熟读四书五经,却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一无所知。“通天梯”突然被抽掉,全都“伤不起”。科举路一断,他们后来的道路,可以想象得出来。

 

    伴着科举的废除,新教育发展起来。清末学堂由1904年的4000余所迅速增至到50000余所,学生总数由不足10万翻着番地增至156万,用时不过5年。可是,这一大批接受了声、光、化、电新教育的年轻人却找不到出路,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实业产业链上并没有他们一环。

 

    乡民们承担了办新学的捐税,自己的子弟仍上不起学,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学堂。各地屡屡发生“毁学”事件。

 

    “沙漏”打翻了

 

    从某种角度上说,辛亥革命是一场精英青年主导的革命。清政府试图通过改变科举制来重塑封建王朝的精神动力,巩固臣民对它的忠心,可新式教育(尤其是废科举)已然割断了传统精英培养和登堂的程序。

 

    传统上升通道被废,新的选官方式并无标准可言,年轻的知识分子遇挫后,往往归咎于朝廷不开明、社会不公允、吏治很腐败等现实问题,久而久之,抱怨消极情绪转化为强烈的对立意识。

 

    他们自居为“中等社会”,强烈要求“提携下等社会”以“破坏上等社会”。这与孙中山的精英主义社会发动模式不谋而合。

 

    孙中山曾兴奋地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尖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

 

    除了知识精英,还有经济精英,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内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厂矿见多。1895年至1913年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10000元以上的厂矿,共计549家,资本额总计为120288千元。而这些经济精英时时受到执政者的打压,产品征税重,“缴费多而价值贵,不及洋产之廉也”。当时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1905年至1911年发生的商变约有百起。经济精英强烈要求参政。

 

    新知识分子、商人和新式企业家、新绅士、北洋派及军人集团,可称为当时的新兴精英阶层。其中前三者是不执政的精英阶层,后三者是执政的精英。在执政精英中,还有皇族、满族亲贵集团和汉族官僚集团。

 

    这就形成了一个帕累托精英循环理论的完整模型:底层精英虽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但却具有统治的能力,他们努力施展能力,谋求提高地位;而在统治集团中趋势正好相反。日积月累,下层阶级中优秀分子聚集,上层阶级中低劣分子聚集,力量对比逐步逆转。

 

    革命的一个原因是精英循环受阻或精英循环缓慢。科举是满清精英循环的唯一通道,犹如沙漏的细腰,连通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当这个沙漏被打翻,甚至被反转,王朝覆灭的倒计时也就开始了。

 

    “第二根据地”

 

    没出路。怎么办?出国去!

 

    费正清说,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这话是费正清在1985年说的。

 

    20世纪初,赴欧美留学降温的同时,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日学生最多的1906年达1.2万余人。当时一位日本学者青柳笃桓描述了那种盛况:“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

 

    在日华侨中还有约3000名政治流亡者及其眷属。日本作为亚洲最先工业化的国家,在辛亥革命前,至少有300多日本人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各种革命力量在岛国发酵。孙中山说:“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

 

    梁启超嫌预备立宪进展太缓。他在1910年第三次请愿之前激愤地说:“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大清帝国这一条大龙船,大家都往左舷靠,严重偏沉、失衡。

 

    革命的炮弹在日本上了膛,朝西瞄准这条龙船。孙中山说:“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

 

    日本成为革命的“第二根据地”。孙中山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起到1911年武昌起义的16年流亡生涯中,累计在日旅居约6年之久。革命派发动过十多次武装起义,无一不有留日中国学生的参加。1907年至1908年四川的五次起义,以及孙中山在华南亲自领导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都是由留日中国学生中的同盟会员担当骨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8人是留日学生。

 

    同盟会成员也大多以“80后”为主。头两年入会有年龄可查的会员301人,2/3以上是20多岁的青年,骨干分子都是年纪在“而立之年”左右的年轻人,如黄兴(31岁)、程家柽(31岁)、廖仲恺(28岁)、田桐(26岁)、张继(23岁)、宋教仁(23岁)、汪兆铭(22岁)、朱执信(20岁),年龄最小的是安徽籍会员孙桦,只有14岁。


    武昌首义两个月内,全国14个省区相继向清廷宣布独立,其中晋、陕、赣、滇、川、黔、浙、苏等八省由留日士官生执政。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在日人数由数千人减少到数百人。

 

    秀才当兵

 

    辛亥革命因兵变而起,新军成了清廷掘墓人,主要是新军官兵的成分特别及知识水平较高的结果。

 

    既无门路留学,又进不起新式学堂的青年,投笔从戎成了一条重要出路。清军在甲午和庚子的惨败,使清廷欲不惜一切代价打造一支近代化军事力量。知识阶层中的尚武意识渐趋明显,且稍具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在新军里提拔很快,这算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时人回忆:“清廷已废科举制度,代之新式学校,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送子弟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人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

 

    招募新兵时,知识分子往往会被优先录取。张之洞在湖北招募新军士兵时,要求应募者必须作一篇文章。1905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90人中,36人是廪生或秀才,湖北新军各营中的知识分子占到两三成。而南京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第三营左队的126名士兵中,“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生”。

 

    章太炎曾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由于留学生中有相当比例的湖北人,慈禧忧心忡忡地说:“造就人才是湖北,我做虑的也在湖北。”

 

    张之洞在1906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学堂分陆军、海军、测绘、经理、军医五班,后毕业的学生近一千五六百人,但得到提升的不及一百人。留日士官生们手眼通天,他们占据了军中的高级职位,而数量众多的国内军事学堂毕业生只能屈就中下层军官。在新军的军官队伍中间,普遍存在“士官系”与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的对立。

 

    对留过洋的士官生争相延揽,原因是各省督抚迎合新政气氛,以求完成全国36镇的新军编练计划。大量倾向于革命的年轻军官进入新军任职,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吴禄贞,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邀请蒋方震,云贵总督李经羲邀请蔡锷。

 

    清政府并不敢把军队要职放给士官生,但对于参谋一职则放手任用,各镇协的参谋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士官生。他们名为参谋,实则掌握军队脉搏。他们的政治方向渐成军队的政治方向。

 

    这又促成了最终的“抬营”---进步知识青年和革命党人被选派入营当兵,植根基层,形成革命暗流。只等武昌一声枪响,就把清营一举抬了过来。

 

责任编辑: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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