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考古学又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资源。有的地方，考古学竟成为重建地方历史、搭建地方经济发展舞台的某种手段。与此相适应，考古学也得益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抢救性考古经费充足，带动了考古学专业队伍的壮大。

　　中国有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从北宋到清朝末年，经过一千年的发展，金石学不断壮大，其成果被后来的考古学所吸收，所以它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是，以从事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己任的考古学，其实是20世纪初从国外传入的一门学问。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到了20世纪初，已接近灭亡的边缘。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考古学就是在此影响下兴起的。

　　“古史辨派”为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扫清了道路，人们痛感要建立科学的上古史，“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李玄伯语）。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及日本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纷至沓来，不仅为中国带来西方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也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到国外寻求科学方法遂成为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潮流。20世纪20年代，李济和梁思永相继从美国学成回国，中国有了自己的经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随后在河南安阳发掘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至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专业考古研究机构，意味着中国考古学正式诞生。

　　中国考古学的特殊背景，决定着它从一开始就是以重建中国的历史为己任，所以它富有浓重的历史学倾向。且不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把田野工作分别放在安阳和宝鸡，是为了研究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王朝——商和周，就是其他的考古工作，也是以重建中国历史为目的。

　　1921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的仰韶文化，虽被认为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但以彩陶为代表的遗存却被认为是“西来的”。中国的考古学家对“西来说”半信半疑，20世纪30年代初，根据当时在东部沿海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构建了仰韶文化在西、龙山文化在东的“东西二元对立说”，龙山文化的发现被认为是找到了中国文明的真正源头。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龙山文化不再被认为是与仰韶文化并行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反，相信它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这样就构建了“仰韶—龙山—商文化”的直线发展理论，最终演变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都被认为是在中原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原以外的地区史前文化的大量发现，中国考古学建构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中国各地区的古代文化都被认为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考古学近90年的发展，证明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多元性、连续性和土著性，也证明高山大川从没有阻断它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自20世纪初期开始，追寻中国文明起源，建立科学的上古史，就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项主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资料成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重要依据。中国历史被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不同发展阶段。史前的聚落和墓葬，被用来说明中国的远古时代也存在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及从母系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青铜时代的人牲和人殉，被用来证明奴隶社会的残酷和暴力；发达的古代城市、墓葬以及青铜器、玉器等文化遗迹、遗物，则被用来证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高度；史前和夏商周三代的某些大型遗址，则被拿来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上古帝王及其都城“对号入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考古学家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日益加强，国际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学者陆续归来，国际化已成为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天，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探索和多元取向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也可以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个缩影。

　　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同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难当头的1936年曾远赴英国展览；在“文革”期间的1973年，也曾在伦敦和巴黎展出，这对建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增进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振奋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都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考古学又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资源。有的地方，考古学竟成为重建地方历史、搭建地方经济发展舞台的某种手段。与此相适应，考古学也得益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抢救性考古经费充足，带动了考古学专业队伍的壮大。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队伍，也呈现出多元并进的图景，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从业人员少且集中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少数几个大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陈星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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