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图书馆

    1931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轰动一时的第一届高等考试，其筹备日期之久，动员人力之广，远远超过了清末“洋进士考试”与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  

    开考之际

    当时的考试院院址在南京鸡鸣寺附近，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利用明代武庙故址扩建而成(今南京市政府)。整个建筑群都是东方宫殿式，其大门为钢筋水泥三孔门楼，大门中额是“为国求贤”四个大字。大门内有“向礼亭”，亭内有碑，是在河南出土的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石雕文物，有趣的是，考试院门卫不是警察，也不是宪兵，而是身着古典服装，佩带宝剑的武士，考试院内花树掩映，亭榭错落，环境十分幽雅，而且到处题联匾额。办公大楼题名“宁远楼”，考场题名“明志楼”，阅卷大楼题名“衡鉴楼”，图书馆题名“华林馆”，院长官邸则题名“待贤馆”，与“为国求贤”、待贤而“传”语意双关(戴季陶于1925年改名传贤)。

    高等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因为当时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严重，除了官僚权贵及富商子弟有条件自费留学外，大学生最好的出路，一般是考公费留学或应高等考试。两者同样要经过激烈竞争，而前者考试门类不固定，录取名额又极少，只有少数注重训练外语和作为留学预备学校的大学毕业生，才有希望成功；而走后一条路，即参加高考录取以后，即取得了做官资格，以后还可以晋升，薪俸收入亦可逐年增加，因此高等考试很能满足那些打算在仕途上奋斗的知识分子的要求。

    这次高考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任主考官兼典(主持)试委员长，其中委员则由考试院报请国民政府礼聘，所聘者多为当时国内名流学者。此外，又聘请襄(协助)试委员十余人(邵元冲任襄试处主任)，监试委员十余人，分别成立襄试和监试委员会，委员多系各大学教授或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襄试委员是协助典试委员负责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的，监试委员则负责在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及临场工作。   

    艰难的角逐

    考试的科目分为三试，第一试为一般科目，第二试为专业科目，此两试都是笔试，第三试为口试。第一试不及格，不得参加第二试，第二试不及格，不得参加第三试。被淘汰者以第一试为最多，第二试次之，第三试被淘汰者已是少数，笔试试题的题旨要求，难度都很大，应考的数千人中，名列优等者极少。第一试考试的科目有国文，公文，建国方针，建国大钢，党义，宪法历史，地理，政治学，经济学，题义都很深，要联系古今中外，既考书卷知识，又考智略才识，每一试题都可以写成洋洋数万言的著述。但每一科目试题的考试时间仅有四小时，应试者若非学识丰富，才思敏捷，是很难按时交卷的，成绩一般的大学专科毕业生都不能完满解答。口试即主考官与考生面对面就座，主考官亲验笔迹，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志趣等，每次15分钟，目的在测验考生的口才、态度和担任管理、领导工作的才能与经验。其评分主要凭仪表谈吐，一般不变动第二试的录取额。   

    一举成名

    发榜之日终于到来，院长戴季陶亲自开封启锁。戴季陶、邵元冲携榜张贴在考试院门首。张贴前，二人执榜微微展开，露出榜首名次姓名，摄影留纪念。几千人的竞争角逐，结果只有100名考试合格，第一名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朱雷章。金榜第一名相当于状元，其姓名由戴季陶亲笔题写，其余为周帮道、胡庆育、钱清廉、李铁铮、张亶翔、师莲舫、仲肇湘、罗厚安、薛铨曾、杨君励、董辙等99人。事后由考试院行文各省区原籍市县政府即时发出公告，俾众周知。可谓“一举成名天下知”矣。

    朱雷章是上海“交大”五名高材生之首，此人自幼聪明颖悟，才思敏捷，仅历史方面而言，13岁即写出了《辽史纲目》、《金史纲鉴》及《西夏史纪要》。当年10月，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技术厅总工程师，1933年，又由监察院长于右任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命他与黄少谷，杨谱笙等为监察院委员。

    发榜当日晚，考试院正副院长戴季陶、钮永建在考试院内“华林馆”设宴宴请全体考试合格人员，特邀全体监试、典试、襄试委员作陪。次日，考试院举行授凭典礼，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在南京，由陈布雷代表致祝辞。然后戴季陶率全体人员谒中山陵，环绕陵寝一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100名合格者中竟无一女性，这就使广大女性应考人及少数女性典试、襄试委员，都感到非常失望，在放榜之际，女性考生中，竟有人在阅榜后失声痛哭。而典试委员邵元冲夫人张默君也禁不住伏案流泪。究其原因，一则当时男女同学制不久，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较小；二则女性应考人在竞争的勇气、临场的镇定和多门学科的普遍应付也往往较男性差些。随着男女同学制的发展和应试制度的改进，等到1933年第二届“高等考试”时，果然已有女性“攀登龙门”而一举成名。她们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陈自观，另一名是倪光琼。张默君兴高采烈地将二人接到邵公馆，赠送了两位“女状元”铜尺一对，亲书的中堂两幅，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