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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与宁波士人
来源:中国宁波网 | 201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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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于天一阁的明代科举录,记载着相当于省试、全国考试及殿试中的主考官官衔姓名、考题、上榜名单次序、优秀策论文章等。

 

位于慈城的原慈溪县校士馆。校士馆,民间称考棚,是封建科举制童试之地。

 

   前不久,看到一份关于1893年浙江乡试的原始资料,有以下内容:考试连考三场,每场都是三天,分别在农历八月九日、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五日;考试科目有《四书》,五言八韵诗,《五经》文,策问,答卷主要样式是八股文。具体是:第一场考三篇“四书文”;第二场写作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采用设问方式,题料取自经史、时务、政治,这是乡试卷中稍微涉及当时现实的题目。由于考中乡试的便成为举人,意味着从此具有做官的资格(坊间称举人为“老爷”),广大士人对乡试非常重视。

 

  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份举行,所以称为“秋闱”。遇到国家喜庆也会增加一次乡试,这就是所谓“恩科”。

 

  魏炯说:宁波举人特别多

 

  的确,明清两代宁波士子中举的人比较多,光以鄞县来说,明代有734人,清代有889人,合计1623人,其中同治朝91名,光绪朝167名,也就是说,这258名举人在宁波辛亥光复时大多还在世,正与魏炯所提供的约数接近。魏炯(1877—1975)是甬人,他在1961年6月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宁波举人特别多,有两百多人”,这话没错。魏炯是宁波辛亥革命前后的闻人,清末曾留学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回国后加入同盟会,被聘为宁波法政学堂教习,积极投身宁波的反清光复事业。当然,如果加上宁波府下属各县,那举人总数就远不止上述这个数字了。

 

  魏炯说宁波举人特别多,与当时宁波重视科举考试分不开。举例来说,当时宁波设有专门替举人服务的“孝廉堂”,(举人又称“孝廉”)该堂不但为举人赴京会试提供川资,而且每月由宁波府知府亲自主持月课,凡写八股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一名奖给制钱6千文,依次递减,第30名奖给2千文,31名以后一律奖给1千文。当时6千文制钱可以兑换7块银元,可买米三石以上。同时宁波各界有聘请举人当“公行先生”的习俗,平时各行各业有事向官府诉告,假如找不到有“顶戴”的士绅,那就无法跟官府沟通。“公行先生”基本上是由举人充任,为此举人们可收获年金数百银元(120银元到600银元之间)。此外,举人们还有其他经济来源。

 

  中举是秀才、监生们的普遍向往,而培训的机构主要是书院,晚清宁波城乡书院林立。各县有县学,生员名额后来有明显的扩增,如镇海县原先入学名额只有15名,但在同治年间获准增加到30名,同时有武生名额15名,入廪的生员能够享受到不菲的物质待遇。随着条件的逐步优惠,无论“秋闱”还是“春闱”(指会试,因在二、三月举行之故),宁波人屡屡取得好成绩。譬如奉化举人孙表卿,虚岁12岁就中了秀才,过几年还中了举,而且其塾师孙锵跟他一起中,“师生同科”。海曙林钟华、林钟峤兄弟同榜中举,“兄弟同科”。镇海县灵岩乡等三个乡(均在现北仑区),曾一榜出过六名举人。镇海还有个郑世熙,本人是个贡生,却一连教出五名举人,被惊为神奇的“五孝廉之师”。

 

  为了让去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有个舒适方便的临时居住之处,宁波人先后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会试馆。除了宁波府会试馆,鄞县、慈溪、镇海等县又各有会试馆。镇海县会试馆购置在同治初年,那是趁当时满清政府对皇城内城控制有所松动之机,由镇海籍两名京官和一名巨商联合出资购得民宅,地段非常好,就在皇宫旁边叫甜水井头的地方。从此,“临试无迁徙之劳,而闲居有宽广之乐”,让外人好生羡慕。


    废除科举让士人迷惘

 

  被《鄞县通志》列为“方闻”人物的翰林盛炳纬对这项改革触动很深,因为他不到二十就参加科举,年长时又当过为科举服务的两任学政,前后加起来是二十五年。他感慨万千地吟诵道:“涉历名场廿五年,白头宫女说开天。槐黄无复忙时节,掩卷寻思一惘然。”他称科举之路为“名场”,很有点意思。他还算开明,只是感到惘然,而没有大骂这项改革。

 

  骂的人可有不少。先是改革科举制度内容,以写策论代替写八股文,这对于多数已经习惯于旧套路的士子及其导师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它所设置的“策论”这道坎很难逾越,弄得不好会堵住自己继续走向“名场”的通道。那么,代替八股文的所谓“策论”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它是指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计献策的文章,写策论必须用鲜明的论点作为文章写作的中心。那些习惯于教“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老师由此面临的困窘可想而知,他们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教。那些也已经习惯于写“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士子也非常困惑,他们实在不知道如何下笔。朝廷诏令下来,他们不敢骂光绪皇帝,但敢骂康有为。宁波士子有首诗歌抨击道:“赵宋以来数百年,制艺取士代相传。一朝公令改策略,又尚西学蔑圣贤。用夷变夏作俑谁?户部主事康有为!”字里行间显示出气愤填膺。

 

  周作人曾说八股文是优美的散文诗,是动听的音乐,可那是他欲贬先扬的惯技,但把科举非常当一回事的科举人士却真的对八股文有着难以排遣的感情。有位以当塾师和书院主讲谋生的老资格举人说:“八股既废,馆课及书院自不得不以策论命题”,意思是没有办法,他只得奉命去教人写作策论了。但也有人不干,如宁波鄮山书院山长(校长)童玉廷,他立马辞了职,他说鄙人没有这个能力。

 

  也有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的,如镇海庄市有所崇正书院,历史悠久,创建于康熙年间,比蛟川书院的资格还老,但蛰居乡下,比较闭塞,对科举改革的信息缺少领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还由当地名绅以及商帮巨子协力捐资万金,修建书院,恢复“月课”制度,应对科举考试。不久,该书院与芦渎学堂发生争公产的事件,新上任的宁波府知府喻兆蕃公开表示不满“崇正书院”的办学倾向,明显地站在新兴的“学堂”一边。结果,崇正书院很快就改名为“崇正二等小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

 

  张寿镛说:科举制度必须废除

 

  虽然“废科举、兴学堂”是清廷下的令,但宁波未雨绸缪,声势更大。这与知府程云俶(稻村)和继任知府喻兆蕃的率先倡导有关。早在1898年,宁波知府程云俶(稻村)就在本地商界巨擘严信厚等支持之下,创办了开设有外语、数学、地理学科等新科目的府级新式学堂,定名为“储才学堂”。喻知府更是热衷办新学、育新人,宁波创设府教育会、商务总会,派遣留日学生,建设各级学校,他都是发起人。据方志记载,喻兆蕃对宁波六县有名望的青年才俊特别留意栽培,鼓励他们抓住机会,发挥自己的才智。这些人也都乐意响应他的号召,热心办新学,几年过去了,宁波府规模大小不一的学堂竟多达三百余所。1904年,他主持将储才学堂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后来他又委托翰林盛炳纬出马筹款、监督施工,在市南郊新建了号称浙东之冠的宁波府中学堂新校。1908年4月25日,宁波府中学堂在南门外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

 

  20世纪初,宁波各地书院还在继续办学,制艺举业还在束缚士子的头脑和手脚。这时宁波涌现出张寿镛、范贤方、张传保、冯丙然、徐家光等年轻举人,以及举人赵家薰带领其几个弟弟赵家蕃、赵家艺等诸生,成为世纪初宁波学界的中流砥柱人物。张寿镛是晚清翰林张嘉禄之子,他倾其全力编纂了《四明丛书》,早期与张美翊一起联合其他有识之士着力废除书院。张美翊,是晚清著名的副贡生,后来又两次被举为“经济特科”(所谓“洞达中外事务”),该是举人以上的级别了,但他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举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他是宁波教育会首任会长,又跟随薛福成出使欧洲英法意比四国,所到之处深入考察该地风俗政治,撰文著书介绍给国人,国内名气很大,被誉为“浙江三杰”之一。

 

  可以看到:宁波举人们虽然长期身负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因袭的沉重包袱,但不少人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有作为和贡献的人。

 

 

 

责任编辑: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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