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说：“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指出了孔庙祭祀所体现的文化根据。但其说也仅仅道出了部分内涵。绵延两千余年的孔庙祭祀，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除了顾氏所言之外，还有更多内涵值得挖掘。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政治、宗教、信仰与文化史具有极大的价值。
一、孔庙始立的“拟血缘性”
尽管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切了解阙里孔庙的创建时间，但是，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以及鲁人对其纪念一直延续不绝，其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非比寻常。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纪念和祭祀，前无成例可寻，后有影响至深。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祭祀。古时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可见古人对此之强调。前于孔子百年的鲁国贤人柳下惠就曾经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又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岛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有功烈于民”、“前哲令德之人”等等都应在祭祀的范围之内。
儒家重视祭祀，这只消翻开《仪礼》和《礼记》，就可以明白，那长篇累牍的关于丧、葬、祭的礼仪和礼义的论述，说明儒家对于祭祀所持的观点。孔子曾经评价过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点：“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从商代到周代，中国的原始宗教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殷人的尊神之风在周代有所稍歇。但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祭祀。只不过，在儒家看来，周代礼乐文明秩序下的祭祀活动充满了理性的味道。儒家重视祭祀，更多地是着眼于血缘宗法社会的社会需要。祭祀祖先，乃出于对亲情的维护与延续，而源自于血缘的亲情乃是维系宗法社会和谐秩序的一个重要纽带。经过连续不断的庄严的仪式，追思前人的恩德，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升华。因此儒家提倡祭祀鬼神的意图就是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要实现的还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这也是一种“神道设教”的教化之道。不过，对于祭祀的对象或性质，大体可以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两种。血缘性祭祀更多地乃出于亲情，而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意义。如果根据这两种祭祀性质的划分，我们以之探讨孔子弟子于孔子祭祀的性质，便会发现其性质的特殊性所在。
自汉唐之后，阙里孔庙具有了家庙与国庙的双重性质。所谓家庙，其祭祀当然是孔子后裔对祖先的祭祀，属于血缘性祭祀。不过，我们考察孔庙形成的原初过程，这种血缘性祭祀却若隐若现。孔子去世之后，“祭孔”首先应当出现于其家庭之中，但当时孔子之子孔鲤先孔子而逝，其裔孙子思恐怕尚未成人，所谓家族祭祀之事，也只是依理推测，并无明文可据。故探讨孔庙祭祀的原初意义，其家庙祭祀并不在我们的论述范围之内。我们以为，真正意义的祭孔活动，首先发生在孔子弟子依孔宅立庙之后，其体现应当是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祭祀活动。
显然，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祭祀不属于血缘性祭祀，然而产生于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这种祭祀关系，也非柳下惠所谓“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4]的祀典范围，而与其所谓“前哲令德之人” 看去有些联系，但仔细辨析，便可知这也并非孔子弟子祭祀孔子的本意所在。因此，一个新的概念需要引入，即“拟血缘性祭祀”，或称之为“仿血缘性祭祀”。
尽管孔子与弟子之间不具有血缘关系，然而其师弟之间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孔子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渊博的学识加之以慈父般的关怀，赢得了弟子们衷心的拥戴和尊敬。孔子和弟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孝”这个原本属于血缘-宗法范畴的伦理，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亲情，可以适用于孔门师生之间。《论语·为政》记载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尽管孔子以为“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尚未真正达到“孝”，但将“弟子”、“先生”纳入到“孝”的领域进行讨论，便暗示了当时“先生”、“弟子”之间的“拟血缘”关系。如果说，本句所谓“先生”、“弟子”还有不同的理解，难以论证孔门师生之间的这种超越血缘的“拟血缘”关系的存在的话，那么典籍所记载的几则事例，则完全可以彰显这一点。
孔子弟子颜回去世，孔子表现了超乎寻常的悲痛。弟子子路去世，孔子也有类似的表现。《论语·先进》记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这自是实情。这种感情从孔子去世后更突出地表现出来。据史料记载，孔子去世后，“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因为过去的丧服礼，并无为“师”服丧这一项，这属于前无成例可循的。这时子贡说：“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随后将夫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上”，殡葬“兼用三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此处“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之“如”，便真切反映了当时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深厚感情，已比拟之于父亲了。
虽然此处所涉及的还仅仅处于“丧”、“葬”阶段而未及“祭”的阶段，但阙里孔庙之祭祀，却正是从此而立。我们以为，阙里孔庙之设，乃出于孔子弟子纪念、怀念老师，从而将孔子所居旧宅改造为庙，成为后世孔庙的雏形，开启了孔庙祭祀的历史，上文已有说明。此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发生在孔门师生之间的这种“祭祀”活动，乃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成为传统。
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其中文化传承的意味与亲情延续，二者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正如李纪祥先生所云：祭孔成为具有流传与传承的文化大事，成为师生关系中的神圣性象征。而司马迁所谓，汉代之前，鲁国人对于孔庙的持续祭祀，便是由孔门师生之间的“拟血缘性”到“非血缘性”的过渡。随着后世孔庙被逐渐纳入官方祀典，其“拟血缘性”转移到了民间的“生”祭“师”中去，而“祭孔”则成为“非血缘性”祭祀活动的一种，即所谓对于“前哲令德之人”的祭祀之典，其中的“亲情”、“血缘性”完全消解，而“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凸显。
二、汉唐之后：祭孔所以重教
自阙里始立孔庙，至明清时代，遍布全国的孔庙已有一千五百六十余座，尚不计海外为数众多的孔庙。历代之所以十分重视孔庙祭祀，其意义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尊重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还是孔子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后人对他的尊崇。元朝武宗即位时，曾赞誉孔子：“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其中对孔子的评价，与后世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现代史学家柳诒征先生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8]梁漱溟先生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孔子身上承载了上古三代的历史文化，凝结着孔子以前中国先人的智慧创造，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后世既深且远。
尊其人乃重其道，此即《礼记·学记》所谓：“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孔子有大功于中国文化，孔庙之设，即是为了尊崇孔子之道。宋末元初的学者熊鉌说：“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这里的所谓“祠”，当然指的就是孔庙。明洪武二年，明太祖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于是，有儒者钱唐上疏说：“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上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孔庙中除了祭祀孔子，还祭祀儒家后学，关于这一点，前人也说得十分明白。如明儒王世贞说：“太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统也，以报功也。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孔庙祭祀孔子，乃为尊祀其教、尊祀其道。孔庙以后儒配享、从祀，乃为衍续儒学道统。先儒之言，可谓中的！
三、孔庙祭祀与儒学嬗变
黄进兴先生对于孔庙祭祀有着如下的精到见解：“历代孔庙从祀制无疑均是一部钦定官修儒学史，十足体现历史上儒学的正统观。”虽然此处仅以从祀制立论，但以之纵观整个孔庙祭祀制度的嬗变，无疑也是十分贴切的。
孔子在历史上地位的起伏、儒学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均可以在这一部孔庙祭祀史上得以展现。尤其可以从孔庙的从祀制的变革中，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纵观整个孔庙祭祀史，我们发现，其规格和礼制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其间多有起伏变化。而历朝历代的祭孔变革都彰显了其时的世风与时势变化。
以孔子的封号为例。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封号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为“文宣王”，宋真宗则加谥为“至圣文宣王”，元代武宗时期，对于孔子的封号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大成至圣文宣王”，如《至大四年祭告玄圣庙碑》所云：“褒崇侈典，享祀缛仪，自汉唐以下未有若皇元之盛也。”鲁迅先生说这是“一个阔的可怕的头衔”。然而真的如此吗？如果仅从孔子封号的历史演变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若横向比较，便可窥其中奥妙。王葆玹先生说：“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兼行三教而以道教为第一，尊崇孔老而以老子居首，如唐玄宗等追号老子为帝而仅封孔子为王，加号老子为‘大圣’、而孔子只称为‘圣’。”宋代亦是如此。宋真宗虽然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但老子却是“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赵文坦先生曾撰文指出，元武宗之尊孔，乃出于儒臣阎复之推动，而皇帝本人则是儒学修养最差的。而且当时政治的一大特点即是封爵过滥，此“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便无太多的实质意义了。尤其是蒙古贵族宠信喇嘛教，因此将之与同时的佛教、道教相比，更可见此尊号之轻。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曾罢祀孟子。其原因就是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被视为“大逆不道”，非臣子所应言。这恰是明代专制统治加强的一个显著信号。而嘉靖九年的改革孔庙祭祀，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因其乃藩王入嗣大统，因追崇生父而与当时的士大夫集团矛盾升级，其借改革孔庙祀典，目的即是借机打压士大夫集团的势力。
而孔庙从祀制的确立与变化，更直接地体现着儒学内部正统观的相互争夺。唐代贞观年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庙，其中多数为汉唐注疏专家。这表明当时所推崇的便是所谓“传经之儒”。这与当时颁布《五经正义》、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天然的联系。而宋代，随着道学的兴起，孟子、子思地位升格，颜、曾、思、孟四配开始定型，这无疑是道学道统观的直接实现，说明当时道学大盛，成为了时代风气，影响到了国家对于孔庙祀典的安排。以至到了明代末叶，崇祯十五年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尊为“先贤”，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使“明道之儒”地位上升。雍正二年及其后的增祀，出现了另一种儒者形象：“经世之儒”。其中的重要人物以诸葛亮、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
当然，不管是传经之儒、明道之儒还是经世之儒的进退升降，除了最终由帝王决定之外，还要得到多数儒者的认可。正如清儒胡承诺所云：“从祀之贤，七十子无得而议焉，其余则历代所损益也。是以进而俎豆，退而黜夺，莫不经众贤所论，以求众心所同，而后跻于先圣、先师之侧。”而进退的标准在于：是否“有益于天下后世者”。凡“尊王道、传经义、师法后人，为书佐人主，黜邪说以卫道”者，“皆有益于天下后世者也，天下后世所欲得而师之也”。因此，这些儒家要“进而祀之”，目的“非有私于其人”，而以“其道无日不在人心”。可见，在儒者看来，对于孔子学说和正道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可以教化人心，所谓“扶纲常，淑人心”者，就应当被升入孔庙从祀。
孔庙祭祀制度对于中国精英阶层来说，具有较之普通民众更加重要的意义。孔庙，可以说是古代士人的精神家园。历代王朝对于孔子的褒封和祭祀，切实起到了引导士子、推动文化、弘扬教化等方面的作用。孔庙祭祀，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延续两千年，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孔子及其思想之伟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极大的魅力，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所普遍推崇的圣人。孔子赢得了精英阶层的公认，成为了中国读书人的宗师和楷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孔子成为了读书人的宗师与楷模，统治者为了取得政治合法性，得到精英阶层的广泛支持，必然要重视和推崇孔子及其孔子之道，而孔庙祭祀则是古代中国尊崇孔子的最为物化和最为直接的方式。
通过两千年的历史积淀，孔庙祭祀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它一方面，给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人生现实与终极的目标，树立了精神的家园，起到了准宗教的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孔庙祭祀作为中国士人和文人的信仰，并没有演变为真正制度化的宗教。儒教一说，其中更多的是教化的意蕴。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不似西方文明那样具有深沉的宗教意识，但却极富于理性精神。因此，孔庙祭祀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可以成为我们探究中国文化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的窗口。
本文作者：刘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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