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录士”到学者

       1939年，日本人打到庞朴的家乡，办了“新民小学”，要他们去读。庞朴不去，到他爷爷朋友办的私塾去经书，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五经——五经只学了《诗经》，就结束了。庞朴说，小时候读经，“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于长大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处。”

       17岁时，庞朴跑去参加了国民党招聘人才的考试，考上后，被派到江宁、苏州等地方的税务局去当“录士”，就是抄公文。庞朴后来回忆，那时他什么都不懂，就是为了糊口，“没想到它后来一度成为我人生中洗不掉的污点”。1949年1月，他冒着风险从国统区渡江来到解放区，然后被留在了河北省华东大学（后与山东大学合并）学习革命人生观，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他什么都不学。在那里，他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心地坦诚、自觉自愿地交代“肮脏”的思想，比如“我骄傲”、“我怎么能馒头吃不了就扔掉半个呢”。

       1952年，庞朴被分配去人民大学学哲学。两年后，他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他发现里面中国的东西比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他决定转到中国哲学。那时候的中国，各种运动纷至沓来。庞朴作为“白专”被斗来斗去，也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自觉去批判冯友兰。

       1977年，庞朴的《<公孙龙子>译注》出版，印了40万册，他觉得那是一个大笑话。“文革”前，他跟出版社签了合同，给他们写一本《<公孙龙子>研究》。交稿后，“文革”开始，一切都停止。后来出版社去庞朴劳动的乡下找到他，要把稿子里翻译的部分拿出来单独发表，就是《<公孙龙子>译注》。原因是儒法斗争的需要，当时江青说中国历史就是儒法两家的斗争，现在要把历史上所有人都分到这两个阵营里，公孙龙被分到了法家里。那时候的中国，杂志只剩下《红旗》，书只剩下《毛主席语录》，所以这一印就就是40万，全都卖掉。但庞朴并不觉得这是得宠，“因为我真正的研究恰恰是没有发表的那部分。”
      
读“天书”读出“火历”说

       在下放劳动期间，庞朴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没书看，就看星星，“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花了两年的时间，庞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这段经历引出了后来他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后来，可以读书了，庞朴在读《左传·昭公十七年》时，注意到里面的天官说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顺着这条线索，庞朴发现中国上古曾有一个火历的问题，即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星（心宿二）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

        从“火历”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解决很多天文学史上费解的难题。“火历”说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法。
      
“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

       19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和庞朴的文化研究以及推动有着莫大关系。早在1964年，庞朴就提出过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创新三原则。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期间，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庞朴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庞朴多次发表有关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的文章，并在各种有关会议上和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定义何谓文化，论证文化的两个属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阐明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思想。这一系列的探讨，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

       庞朴曾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他说，“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你这个民族就蒸发掉了，或者就淹没在人群当中了。”
      
中国思维的精髓是“一分为三”

       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庞朴开始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述中华智慧的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文。庞朴认为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有待于以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为实例，来给予生动的说明。

       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种种，最后都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由此，庞朴归结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简化来说，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世界是三分统一而不是二元对立，三分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这就是庞朴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一分为三”说。
      
读经就很好，没必要恢复古礼

       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些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发声，他们有的主张从恢复传统开始，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有的从儒学乡建运动着手，而有的则希望建立儒教，甚至呼吁把儒教定为国教，也有强调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中道自由主义”者。2004年，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蒋庆在贵州他所创办的阳明精舍邀请了康晓光、盛洪、梁治平、张祥龙、陈明等一些学者，举行了一次“儒学会讲”，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峰会”。

       对于当代大陆新儒家的这些主张和努力，庞朴始终坚持三句话：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觉得儿童读经很好，也应该在教科书中增加更多古典的东西。对于试图恢复古礼的努力，庞朴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恢复传统的礼节和仪式呢？“现在的中国人，就是活了一百岁的老人，去恢复清朝的礼节和仪式，都搞不清楚，遑论去恢复汉唐的了。到底以什么为准呢？汉为准？唐为准？明为准？清为准？在祭孔上不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笑话嘛。恢复到哪代？大清当然没有多少东西，但汉唐都一样吗？都不一样。现在管对襟的短褂叫 唐装 ，其实那是 清装 ，清代的马褂。”庞朴说。

       庞朴虽然强调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但也从来不会忘记时代节奏，“和尚是有统一服装的，但信佛教的老百姓是没有统一服装的。不可能说我从你的穿着上就能看出你是信佛教的人。女孩子喜欢穿裙子，让她们穿好了。怎么漂亮就怎么穿，她们爱美呀。你说这是西洋式的裙子，不行，不能穿，你非要她们穿很长很厚的裙子，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可是你自己找麻烦。”

       而对于尝试建立儒教的努力，庞朴能够理解、同情和尊重。他始终坚持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儒学，而没有儒教。他曾善意地提醒说，“如果要重建儒教，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希望你们像梁漱溟先生学习（乡村建设运动），要立足于民众幸福、社会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要宽容，要和其他宗教平等。
      
主要出版著作
《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7月）
《谈谈客观规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
《〈公孙龙子〉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
《〈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12月）
《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
《公孙龙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齐鲁书社，1980年9月）
《沉思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6月）
《稂莠集 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
《<公孙龙子>今译》（巴蜀书社，1990年6月；1992年6月再版，改名《<公孙龙子>全译》）
《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
《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1995年6月）
《蓟门散思》（钱文忠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
《庞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9月）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庞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   

(原标题：86岁思想史家庞朴去世，生前提倡读经但不支持恢复“古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