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兴起新一轮改革，这轮改革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如此重要的改革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能为新一轮改革贡献什么理论资源和历史经验？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和儒学对改革的重要性。中共领袖习近平说，中国改革的道路是由三大原因决定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过，仅仅决定道路的独特性还不够，传统文化还能为改革贡献更多的东西，改革者还能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中获得更多的能够对改革提供助力的资源。
事实上，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位最高领导人。2013年11月26日，中共全面改革方案刚公布不到两周，他就来到了山东曲阜，考察孔府、论道儒学。这次政治活动在中共领袖的历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也显示了他要从儒学中寻找更多改革资源的决心。
夯实改革内功
中国开启的新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这其中有改革决议中明确列出来了的改革目标，也有隐藏在这些改革目标背后需要准备、夯实的内在功夫。对于新一轮改革来说，儒学能在改革的内在功夫和具体目标实现方面提供助力。更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最大贡献应是通过自身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进而推动民族复兴，而民族复兴正是改革的最大目标。
第一，凝聚改革共识。包括知识界共识和大众共识。在中国知识界，除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民间还存在多种价值或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新老左派等。这些主义间相互有冲突，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计不尽相同，中国要凝聚改革共识，就须把这些不同的主义信奉者凝聚到同一面旗下；在官方意识形态说服力、凝聚力不够的现状下，传统文化无疑是最好的资源。当前，传统文化受到国内各种主义的重视，他们都积极从传统文化和儒家中汲取资源，都想把自身的理论发展和传统结合起来，传统文化和儒学成了各家各派争抢的香饽饽。在大众共识方面，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因素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淡，但毫无疑问的是，至今为止，社会大众最熟悉、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传统的东西。发扬传统、坚持传统的政府，无形中会获得社会大众更多的支持。
第二，提升改革成效。这一轮改革的总目标，改革者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系是制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制度的改进和变革，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能力是运用制度的能力，在新制度建立后，需要一批信奉新制度并熟练掌握、运用新制度的官僚，因此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指官僚队伍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僚，通过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僚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光有新制度和新官僚是不够的，还得有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的社会大众。如果社会大众不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经常采取违规、甚至对抗行为，新制度将很难正常运转，新官僚也将疲于应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确保、提升改革成效，应“新民”，即培养具有新观念、新道德的社会大众，改革之后的国家应是“旧邦新民”的国家。儒家中有大量革新制度和塑造“新民”的资源。习总视察孔府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要通过改革激发人们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即自觉遵守、践行制度的能力。
第三，形塑改革者。改革中，改革者的角色至为关键和重要，对改革者来说，要顺利推行改革、实现改革目标，除应具有足够权威外，还要有坚定的改革意志、不畏强权的改革品质，和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甚至要随时做好为改革牺牲的准备。这样的改革者就是儒家所说的“志士仁人”，改革者就应是志士仁人，只有具备“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改革者才能不畏权贵、才能一往无前。培养这样的改革者，儒学的资源是丰富的，儒家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精神。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中国近年有些改革之所以成效不彰，和利益集团的阻扰有关，也和改革者是否具有“志士仁人”的精神有关。新一轮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拔一批认同改革、信奉改革的人，让他们作改革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坚守者。更要让社会大众切实享受改革成果，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的受益者，通过增大改革的受益者，进而造就更多的改革支持者和守护者，造就更多愿意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
助力改革目标
新一轮改革主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和党建等六大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子目标，对于其中的一些改革目标，儒学能贡献自身资源，这里以社会比较关注的三个改革举例。
第一，社会治理方面。在社会治理上，传统儒家的乡村自治、家族自治传统能提供启发。相对今天来说，传统社会政府官员在社会大众中的比例并不高，但却能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和稳定，也能较好解决社会矛盾，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借鉴。
第二，环境保护方面。这方面的资源儒家是很多的，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水草木和人一样都富有生命和灵性，不能随意破坏。
第三，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正参照西方福利制度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但西方一些国家的福利制度已经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其弊端暴露无遗。如果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财政的压力得有多大？这样的制度即使建立起来又能运转多长时间？须知，中国已经为养老金不足而发愁，政府更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相反，儒家的家庭养老传统和对弱势群体予以关注的仁政则富有启发性，中国应改变无论贫富，一律给予保障的西方式福利制度，国家应只对弱势群体予以保障；富人阶层应以家庭保障为主，中间阶层则给予部分保障。
推动民族复兴
中国新一轮改革是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进行的，然而民族复兴的条件，除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外，还需要文化复兴，没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不能称为真正大国。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他们也愿意称呼中国为儒教国家、儒家中国，儒家文化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因此，中国软实力建设、中华文化复兴离不开儒学；甚至可以说，没有儒学的复兴，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复兴。
不过，基于儒学的研究和发展现状，目前儒学离复兴的目标还比较远，但改革为儒学复兴提供了一个机遇。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的兴盛都和时代变革有关，汉武帝的治理变革推动了汉代儒学的发展；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促进了北宋理学的诞生；近代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并激发了现代新儒家的思考。从研究的角度看，改革中，社会的状况、问题、矛盾会更加真实地暴露出来，社会的渴望和需要会更加形象地展现出来。这样的现实易于激发研究者的理论思考，也利于他们从社会的渴望中获得推动儒学发展的灵感。因此，新一轮改革对儒学来说是一次发展的机遇。
儒学在为改革贡献资源的同时，改革也能促进儒学的发展。事实上，文化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的衰落必然预示着民族的衰落；相反，文化的兴盛也必然会助力民族的强盛。儒学的复兴正在途中，它对民族复兴的贡献也一直在进行中。
能为新一轮改革贡献什么？
中国正在兴起新一轮改革，这轮改革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如此重要的改革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能为新一轮改革贡献什么理论资源和历史经验？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和儒学对改革的重要性。中共领袖习近平说，中国改革的道路是由三大原因决定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过，仅仅决定道路的独特性还不够，传统文化还能为改革贡献更多的东西，改革者还能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中获得更多的能够对改革提供助力的资源。
事实上，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位最高领导人。2013年11月26日，中共全面改革方案刚公布不到两周，他就来到了山东曲阜，考察孔府、论道儒学。这次政治活动在中共领袖的历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也显示了他要从儒学中寻找更多改革资源的决心。
夯实改革内功
中国开启的新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这其中有改革决议中明确列出来了的改革目标，也有隐藏在这些改革目标背后需要准备、夯实的内在功夫。对于新一轮改革来说，儒学能在改革的内在功夫和具体目标实现方面提供助力。更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最大贡献应是通过自身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进而推动民族复兴，而民族复兴正是改革的最大目标。
第一，凝聚改革共识。包括知识界共识和大众共识。在中国知识界，除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民间还存在多种价值或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新老左派等。这些主义间相互有冲突，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计不尽相同，中国要凝聚改革共识，就须把这些不同的主义信奉者凝聚到同一面旗下；在官方意识形态说服力、凝聚力不够的现状下，传统文化无疑是最好的资源。当前，传统文化受到国内各种主义的重视，他们都积极从传统文化和儒家中汲取资源，都想把自身的理论发展和传统结合起来，传统文化和儒学成了各家各派争抢的香饽饽。在大众共识方面，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因素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淡，但毫无疑问的是，至今为止，社会大众最熟悉、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传统的东西。发扬传统、坚持传统的政府，无形中会获得社会大众更多的支持。
第二，提升改革成效。这一轮改革的总目标，改革者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系是制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制度的改进和变革，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能力是运用制度的能力，在新制度建立后，需要一批信奉新制度并熟练掌握、运用新制度的官僚，因此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指官僚队伍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僚，通过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僚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光有新制度和新官僚是不够的，还得有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的社会大众。如果社会大众不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经常采取违规、甚至对抗行为，新制度将很难正常运转，新官僚也将疲于应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确保、提升改革成效，应“新民”，即培养具有新观念、新道德的社会大众，改革之后的国家应是“旧邦新民”的国家。儒家中有大量革新制度和塑造“新民”的资源。习总视察孔府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要通过改革激发人们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即自觉遵守、践行制度的能力。
第三，形塑改革者。改革中，改革者的角色至为关键和重要，对改革者来说，要顺利推行改革、实现改革目标，除应具有足够权威外，还要有坚定的改革意志、不畏强权的改革品质，和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甚至要随时做好为改革牺牲的准备。这样的改革者就是儒家所说的“志士仁人”，改革者就应是志士仁人，只有具备“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改革者才能不畏权贵、才能一往无前。培养这样的改革者，儒学的资源是丰富的，儒家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精神。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中国近年有些改革之所以成效不彰，和利益集团的阻扰有关，也和改革者是否具有“志士仁人”的精神有关。新一轮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拔一批认同改革、信奉改革的人，让他们作改革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坚守者。更要让社会大众切实享受改革成果，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的受益者，通过增大改革的受益者，进而造就更多的改革支持者和守护者，造就更多愿意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
助力改革目标
新一轮改革主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和党建等六大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子目标，对于其中的一些改革目标，儒学能贡献自身资源，这里以社会比较关注的三个改革举例。
第一，社会治理方面。在社会治理上，传统儒家的乡村自治、家族自治传统能提供启发。相对今天来说，传统社会政府官员在社会大众中的比例并不高，但却能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和稳定，也能较好解决社会矛盾，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借鉴。
第二，环境保护方面。这方面的资源儒家是很多的，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水草木和人一样都富有生命和灵性，不能随意破坏。
第三，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正参照西方福利制度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但西方一些国家的福利制度已经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其弊端暴露无遗。如果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财政的压力得有多大？这样的制度即使建立起来又能运转多长时间？须知，中国已经为养老金不足而发愁，政府更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相反，儒家的家庭养老传统和对弱势群体予以关注的仁政则富有启发性，中国应改变无论贫富，一律给予保障的西方式福利制度，国家应只对弱势群体予以保障；富人阶层应以家庭保障为主，中间阶层则给予部分保障。
推动民族复兴
中国新一轮改革是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进行的，然而民族复兴的条件，除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外，还需要文化复兴，没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不能称为真正大国。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他们也愿意称呼中国为儒教国家、儒家中国，儒家文化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因此，中国软实力建设、中华文化复兴离不开儒学；甚至可以说，没有儒学的复兴，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复兴。
不过，基于儒学的研究和发展现状，目前儒学离复兴的目标还比较远，但改革为儒学复兴提供了一个机遇。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的兴盛都和时代变革有关，汉武帝的治理变革推动了汉代儒学的发展；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促进了北宋理学的诞生；近代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并激发了现代新儒家的思考。从研究的角度看，改革中，社会的状况、问题、矛盾会更加真实地暴露出来，社会的渴望和需要会更加形象地展现出来。这样的现实易于激发研究者的理论思考，也利于他们从社会的渴望中获得推动儒学发展的灵感。因此，新一轮改革对儒学来说是一次发展的机遇。
儒学在为改革贡献资源的同时，改革也能促进儒学的发展。事实上，文化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的衰落必然预示着民族的衰落；相反，文化的兴盛也必然会助力民族的强盛。儒学的复兴正在途中，它对民族复兴的贡献也一直在进行中。
（作者：姜志勇 单位：中国国家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