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活动于山东、河北的一个天地门教,它供奉的主神牌位便有‘天地君亲师’;明末直至现代流行于江浙地区的长生教,也要求信徒崇拜这个五字牌;与无为教有直接继承关系的青帮,在开‘小香堂’时,主神牌位也是这个五字牌。”车先生还进一步指出,这些教派所供奉“天地君亲师”中的“师”,并不是“至圣先师”,也不是教师,而是“传法”的“祖师”,带有帮派的意味。车先生的观点虽然值得商榷,但他提供的材料进一步说明“, 天地君亲师”在明代中后期流传已经非常广泛了。

　　以下材料进一步证明了“天地君亲师”在明朝后期已经广为流传。

    明朝弘治丙辰(1496) 进士、曾任工部尚书的刘麟,写有一篇《山东按察司副使邵康山墓志铭》,其中说传主邵康山“左图右史,检饬蠲静,屏几盘盂,悉有箴铭。操觚染翰,遇天地君亲师字,必敛容端楷,虽造次亦然。” 邵康山与刘麟是同时期的人,他在书写过程中,遇到“天地君亲师”字样时,总是严肃恭敬,即使在匆遽急促时也是这样。而同时期作者,将传主的这种虔诚特别标树,乃至写进墓志铭中,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天地君亲师”的敬畏和尊崇。
    
    历任刑部主事、云南按察使的李材,是嘉靖壬戌(1562) 进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收录有他的一段话:“修身为本。只有一个本随身,所接无非末者。延平曰:事虽纷纭,还须我处置。毕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运转枢机,皆是于我。离身之外,无别有本。虽天地君亲师亦末也。”“天地君亲师”在修身之外是最为重要的。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1600 - 1682) ,在“天地君亲师”说法已经十分普遍的情势下,专门写下了《天地君亲师说》一文,逐一论说敬祀天、地、君、亲、师的必要。作者在篇末还附有一段自评:“此文虽分为五段,然总是一意。中间通以孝字贯之,盖孝为百行之原也。师者立教明伦,统承天地,故第五段总包前四段在内,读者须自理会。” 以师总括天地君亲四者,突出了“师”的地位。

    清朝初年的石成金(1659 —1739 后) ,汇集数十年的人生经验,收集前代格言、庭训、诗文、俚语、谚语、童谣、笑话、故事等,编成了《传家宝》这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他在分述皇上、天地、父母和师长的深恩后说:“天地君亲师,此五件世上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 不仅如此,石成金还编写了这样的歌谣:“师与君亲等地天,成人明理望周全。须知受业还传道, 不为区区给俸钱。”“每天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石成金是一介乡儒,他编写《传家宝》是以百姓大众为对象的,这进一步说明“天地君亲师”这时主要流行于民间。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得出结论,明朝后期以来,“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在社会上已经是非常普遍,而且牌位也被供奉起来,成了人们祭祀的对象。诚如王春瑜先生所说:“至迟从明朝末年起,‘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差不多已经高踞于每一个家庭的供桌之上了。”

      四、上谕钦定

     
    在明朝后期“天地君亲师”已经流行的情势下,仍然有一些人特别是学者文人并不是五者并举,而往往遗漏位列末席的“师”。“师”的地位,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仍不能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
      
    明代杰出画家沈周(1427 - 1509) ,有一首《晏起》诗这样说:“水漫湖田雨漫村,家贫只好不开门。诗书衣食外无! ,天地君亲中是恩。” 沈周不是为了诗句的整齐才略去“师”这一项的。当时论说“天地君亲”而不及“师”,在文人学者间是较为普遍的。

    这里还可以蔡清为例。著名理学家蔡清(1453 —1508) 在他的著述中,就不止一次说到“天地君亲”,而不及“师”。他在《复李宗一书》中说:“盖其最紧处,全在不言中。言及此,清惭负天地君亲,惭负师友矣。” 被称为“明代朱子学第一人”的蔡清,不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而是和朋友等同。“惭愧天地君亲”似乎是他的口头禅,在《与　侍御书》中,他有“抚心惴惴,惟自待之不称,而惭愧天地君亲,惭愧贤士夫知己耳” 的说法;在《寿王太夫人序》中,则有“呜呼! 言及此,清益为惭负天地君亲矣” 的说法,都只说到“天地君亲”而不及“师”。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与罗钦顺同为弘治六年(1493) 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顾清曾说:“臣赋性愚拙,任真率理,知所当敬者天地君亲,所当重者人伦行检。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 桂林府通判汪森所辑的《粤西丛载》,在涉及当地的风俗时说:“节物所尚,列郡多同。元日设香烛,盛服拜天地君亲及尊长,乡党交贺,三五日而止。” 这一记载根据的是《广西通志》。汪森所能看到的《广西通志》有二种:一是嘉靖时林富、黄佐等纂修的六卷本,二是万历时苏　纂修的四十二卷本,那么这一记载出自明代志书无疑。

    康熙初年曾任陕西凤县知县的周召,在评价冯开之的日记中“初一日,晴,佛室礼佛、礼祖先及参神如常仪”的内容时说:“以余观之,祀祖先,礼也。至于礼佛参神,果何佛何神耶? 人生在世,天地君亲而外,所不可忘者师耳。先生本寒士,藉其教以魁南宫,号尊宿,享湖山诗酒之乐,而不闻一拜于孔子之座下, 余虽谫劣, 不能不以先生为非。” 周召强调,只有“天地君亲师”,才是值得人们祭祀膜拜的对象。对于士人来说,“拜于孔子之座下”尤其必要“, 师”是“天地君亲”之外,最值得尊崇的对象。作者努力为祭祀崇奉“师”寻找依据,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师”的地位的偏低和崇奉理据的脆弱。

    由此可见“, 天地君亲师”虽然在明朝后期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受文人重视的程度有限,士大夫并没有把这一民间信仰当一回事。尤其是其中的“师”,更是受人冷落。“天地君亲师”被全社会特别是士人所接受,成为风行宇内的祭祀对象,和清朝雍正皇帝《谕封孔子五代王爵》有关。雍正皇帝的上谕,主要标树的就是“师”。正是借助这道上谕,“师”才最终完全确立了在“天地君亲师”这一序列中的地位。

    雍正皇帝一即位,就上谕内阁礼部:“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积厚流光,有开必先,克昌厥后,则圣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

      但孔子的先人,只有父亲叔梁纥在宋真宗时追封启圣公。而叔梁纥以上,历来都没有封号,也没有奉祀祠庭。雍正皇帝“意欲追封五代,并享　尝”,为此他要求内阁礼部会同商议,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很快,礼部上奏,认为孔子的先世五代,都应该封公爵。针对礼部的意见,雍正皇帝再次发布上谕:“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自古师道,无过于孔子,诚首出之圣也。⋯⋯

     王公虽同属尊称,朕意以为王爵较尊。孔子五世应否封王之处,着询问诸大臣具奏。” 诸大臣遵旨议定孔子父亲叔梁纥以上五代“并封为王爵”,并议定了具体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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