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上午，国学与官德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深入探讨了国学与官德这一话题，对当今领导干部官德建设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官德建设是个大问题

　　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同志曾经提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智慧与营养。但是，如何挖掘这些执政的智慧与修身的营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官德、政治道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古代智慧中，官德也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官德建设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精到的论述。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清华大学的钱逊教授引用《论语》中的话，论述了官德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古代政治中治国最重要的就是正，即正名、正人、正己。通过礼乐道德教化，理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让百姓自觉走正道，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为政者首先要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随风而动，因此官德好坏是社会风气的基础。

　　钱逊先生认为，官德不只是为官者个人道德的问题，它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坚守良好的官德，对于官员来说，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

　  国学中有丰富的营养

　　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谈了他从学习《孝经》过程中发现的官德智慧。《孝经》中提到了天子之孝、诸侯之孝与普通官员之孝。周教授认为这些内容对于当今的官德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天子之孝要求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把国家治理好就是真正的大孝。诸侯之孝则提出在上不骄，高而不危。要求居于高位的官员不要骄傲，不要把百姓视为愚蠢的。没有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精神，就做不好领导干部。一般官员则要求进则思忠、退则补过，得到提升，就更要好好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如果下台了，则要多想自己的问题，多做自我批评。而现在，自我批评恰是很多官员身上缺乏的。

　　钱逊先生从古代民本思想的角度谈起。“民为邦本，立君为民”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伟大贡献。这一观点认为，君主、官员是为百姓而存在的，由此引申开来，钱先生认为在官德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私问题。“位天下而为天下”，领导干部应该用手中的权力为公众服务，而不是以权谋私。钱先生认为研究官德建设问题，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很值得发掘的。

　　岑大利教授介绍了自己对古代官箴书的研究。所谓官箴书就是古代编写的为官镜鉴，对官员的业务、官德、官场规矩等方面都有详细论述，堪称中国官场的百科全书，对于官德建设有很多值得吸取的内容。

    官德应包括哪些内容

　　研讨会上，专家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总结出了官德中的几项重要内容：

　　忠诚，作为领导干部，首先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代表祖国和人民的共产党。如果没有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感情，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做好官。

　　正直，领导干部应该在道德方面起到表率作用，为政者的正直对整个社会风气将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务实，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为百姓做实事。只会说空话放空炮的领导干部不会受到百姓的欢迎。

　　礼节，就是要求做领导干部的人学会尊重他人，不只是尊重上级，也需要尊重同级、下级，更重要的是尊重百姓。

　　廉洁，廉洁是官德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自古以来，官员干部的廉洁问题是历代政府都面临的重要问题。为官者应该“省嗜欲，崇节俭”。从古代优秀官员身上吸取经验，通过廉洁建设，打造廉价政府，减轻纳税人负担。

　　纳谏，最重要的就是敢于提出反面的、不同的意见。如果自己的意见与领导不一，一定要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不应只是随声附和。当然，提建议时还应注意一定的技巧性。

　　宽容，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心胸宽大，对人对事不苛刻、不急躁。当然，宽容也应有度，掌握分寸，一味地宽容也会招来轻视。

　　忍让，作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应该学会忍让。只有忍别人所不能忍，才能成就事业，善始善终。而个中最重要的，就是耐烦，能够忍耐琐碎细致的工作。

　　官德建设应与体制改革相结合

　　国学中许多智慧对当今的官德建设会有所帮助，但在继承这笔遗产的同时也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就是要注意古代官德的局限性。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继承国学中的官德智慧时不能忘记，古代官德是封建集权社会的产物，并不能完全与当今社会相结合，应注意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如官箴书中所提倡的官员应处事圆滑，这在今天就不值得提倡。宋惠昌教授认为，古代官德中最重要的局限就是统治观念，但在今天，应把这种统治观念转变为服务的观念。

　　此外，就是官德建设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相互结合。如今，不仅是官德，整个社会道德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道德教育被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但道德说教在现实面前仍显无力。北京大学的张希清教授指出，让官德得以实施的环境是政治体制，只有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官德建设结合在一起才能让官德建设落在实处。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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