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与孔子遥相映照的人物。孔子身处二千五百年较远的初期阶段，曾国藩身处二千五百年较远的末期阶段。孔子标记着中国历史，曾国藩标记着中国晚近历史。孔子之于中国历史的功德在于立言，曾国藩之于中国晚近历史的功德在于事功。

作为一个立言者，孔子在事功上只有到处奔波的故事，没有重大的实际建树。作为一个事功者，曾国藩在立言上只留下大量的家出奏折之类的文字，没有系统的著书立说。言者无功，功者无言。说得很好的孔子未必能做得很成功，做得很成功的曾国藩又未必能说得很好。

孔子和曾国藩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生命。这个历史生命不是成道的，而是修道的；不是天国的，而是尘世的；不标记天空，但观照出风云。如果可以把老庄－－<<红楼梦>>－－王国维看作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晚近历史的内心，那么孔子－－曾国藩则象征着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晚近历史的头脑，与此相应，还有秦始皇－－毛泽东所象征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晚近历史的身体。在历史的这三个层面上，孔子－－曾国藩居头脑的的层面，居中间的层面。只是在这三个层面的生命形态具化成可诉诸语言的历史形式时，孔子才在语言的虚构中呈现为内心的象征，而老子的生命智慧被理解为生存的策略和斗争的谋术，也正是基于语言的这种曲解。

我将曾国藩的事功定性为无言的，人们习惯于从曾国藩的书信奏折中研习这个人物，从而把曾国藩的事功放在附证的位置上，由此形成一种古怪的现象；从曾国藩书信中发现的全是金玉良言，而从曾国藩的事功上看到的全是有争议的行为；仿佛曾国藩是一个说得很有道理却总是做得很不到家的人物。人们总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国度里，说得的做不得，做得的说不得。

孔子留下了许多语录，但孔子本人就做不到他所说的一切；不仅孔子，孟子也做不到。孟子游说了那么多君主，又有谁肯采纳过他的政治主张？同样，曾国藩留下的是几乎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但这些事功即便连曾国藩自己都说不清究竟成功在哪里。这种说不清到了李鸿章更为显著，李鸿章终其一生都说不清他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到底枉担了多少罪名。

圣人立言，毋需事功的证明。相反，伟人事功，无以寻找语言的保证。顺便说一句，这是曾国藩在理论上成为一个杂家的根本原因。在圣人圣言面前，任何事功都是不完美的，在实际操作面前，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然而，在这看上去悖反的言行律背后，站着一个共同的准则，这个准则既不基于头脑，也不诉诸语言，更无涉于道德，而是基于内心。圣人立言是基于内心的修为，伟人事功也是基于内心的修为。

人们可以把孔子的游说四方看作是孩子气十足的稚童趣闻，但人们谁也不敢看轻孔子的言论，因为这是内心的絮语。人们可以把曾国藩的书信奏折读成一份长长的漏洞百出的自我辨白，但人们谁也不能无视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因为这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事者的事功业绩。读懂孔子的人未必能够读懂曾国藩，比如章太炎，就曾对曾国藩颇有微词；相反，读懂曾国藩的人又未必能够领略孔子，比如毛泽东，就从来不以孔子为然，晚年还念念不忘批判孔老二。但是，人们假如想真正领略生命之于历史的本真意味，真正读懂一部包括晚近历史在内的中国历史，那么必须同时读懂孔子和曾国藩。

历史读解的穿透力不在于凭借什么观念或根据什么主义，而在于其由内心的观照，同时理解或领略两个看上去悖反的难以说通的现象。因为在任何悖反的现象或悖反的两极之中，都有一个共通之处。所谓悖反，所谓两极，都是出自头脑的二分性。头脑一旦认为孔子说得好，头脑就会认为曾国藩做得不够好。头脑一旦认为曾国藩做得成功，头脑就会认定孔子说得没道理。然而，内心的体认不以头脑的二分性判断为然，内心的体认会把孔子和曾国藩看成是同样性质的圣人，内心的体认会认为孔子说得对，曾国藩做得好。我想，也是基于这样的内心体认，曾国藩才在他的<<讨粤匪檄>>中强调其出师之于孔孟文化的捍卫。如果可以把孔子看作是曾国藩的历史预告，那么曾国藩则是孔子的历史回声。一个是说出来的，一个是做出来的。

事实上，作为一个无言的做者，曾国藩缺乏毛泽东式的能言善辩。他在出师勘乱之前写的<<讨粤匪檄>>，比之于当年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几乎显得苍白无力。如果就文本历史，曾国藩的檄文是可疑的，骆宾王的檄文才是令人信服的。只有就历史读文本，人们才会发现曾国藩檄文的实在和骆宾王檄文的空洞。曾国藩的檄文是一个不善文辞者说的大实话，骆宾王的檄文却是一个极善文辞者说的漂亮话。

曾国藩在言词上的木讷，由此可见一般。不管他的出师如何正文，但他却绝对写不出“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那样龙飞凤舞的诗句。因为曾国藩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道理，但并不清楚他究竟该怎么做。曾国藩不愿坐视神州文化被粤匪毁于一旦，但他对于如何行事方能确保文化江山维护纲常伦理却既无经验又无可资借鉴的先例可寻。这又和当年的孔子孟子正好相反。

孔子孟子仿佛是知道怎么做的，他们所不明白的只是自己为何如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何要那么不辞辛劳地周游列国，向君王们告之所不可能被采纳的礼乐制度和仁政理想。或许是因为这种可言者不可为、可为者不可言的缘故，曾国藩将他捍卫孔孟之道的征伐拆诸了“申韩之术”。曾国藩早期事功的“禹墨为本，申韩为用”，与其说显示了这位绝代大儒的杂家品性，不如说标明了这位事功者在文化人格，社会理想和政治实践，具体操作上的协调努力。人格和理想是明确的，但实践和操作却是经历之中和体验之中的。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于此亦可见一般。因为他所要做的并不是现成的在手的，而是当下的上手的。先贤的立言并无实际的操作意味，而一旦进入操作，言论则变得苍白。尤其是发自内心的言论，既无可能经由头脑被制作成某种框框，又无可能经由身体被变成纯静的道德示范。

曾国藩的事功只是凭借着他内心的体验，从而成为他内心的修炼。然而，当后人阅读他的事功时，却按照头脑上的划分，硬是把他的体验分门别类，并且把他在事功上的修炼过程总结成由“禹墨为本、申韩为用”到“禹墨为本，老庄为用”的程世致用历程。后人的另一种读法，则是从基于身体的道德观念出发，或者将他说成是一个正面的道德偶像，或者将他说成是一张反面的道德脸谱。然而，从所谓的“申韩为用”到所谓的“老庄为用”的真正意味，却既不在于经世手法，也不在于道德修养，而在于内心修炼的境界渐进。因为老庄的无为境界没有术的意味，无为一旦成术，那就不是老庄，而是申韩。老庄和申韩的区别就在于一者是境界，与内心相连，一者是术用，与头脑相关。曾国藩能够抵达老庄境界，不是由于他在谋术人际术上的渐趋老练，而是因为他在修身养性上的不断精进，从初期的“有我之境”，进到后期的几无我之境。而经世致用的“无我之境”与其说是老庄的齐物论，不如是孔孟的仁人之心。因此，以任何一种理论概括曾国藩的事功都是相当困难的，曾国藩自己都无法论清楚自己的一生事功究竟做了些什么，别人又怎么能够凭借语言观念去判定呢？

来源：李劼《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爱思想网 有删节 图片来网络 本文由复旦人文课程fudan_renwen（咨询电话：021-55665001；李老师：13917693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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