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故居

    朱季海先生走了，——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个隆冬的晚上。

    次日，《人文天地》的编辑希望我能给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不太有人关注的学者。开始我还有点犹豫，但过了一会儿，我隐隐觉得，朱老的逝去，或许标示着某种有意味的东西。于是，我决定要写点什么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与朱老有过一面之缘。

    饶宗颐称他为国学大师

    我就从这一面之缘说起——

    1990年的秋天，我在北师大从许嘉璐老师问学。这一年的中国训诂学年会在苏州召开，许先生忙于公务，走不开，但让我们几位弟子一定要去拜会前辈和同道，长些见识。就是这次，我与朱季老在苏州观前街的一个茶馆里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总的印象是，朱老的学问淹通精微，高深莫测，而且漫无涯涘。有一个细节，朱先生说：《尔雅·释虫》“蚬，缢女。”郭璞注：“小黑虫。赤头，喜自经死，故曰缢女。”一般读“现”，其实应读“磬”。他说前不久，天津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出版了一本注释《尔雅》的书，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后来我读清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果然有“蚬之言犹磬也，磬于甸人与自经于沟渎之经义同而音亦近”的说法。

    学界中早就有称朱先生为“国学大师”的说法，这还与饶宗颐先生有关。

    1984年，饶宗颐与朱季海在武汉初次相见。两人谈到画论问题，说到谢稚柳的一些观点。朱说谢的说法不对，并申论自己的观点，饶听后大为赞赏。后来又谈到中国的其他传统学术，饶更是佩服，说朱是“国学大师”，后来便在学界传播开来的。现在饶老也被他人称为国学大师了，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敬。然而，饶宗颐佩服和赞赏的朱季海却依旧鲜为人识。

    这里，我想说一下自己对“国学大师”这一称谓的理解。因为现在的“国学大师”太多了，朱老是羞与绛灌为伍的；如果这个问题不厘定清楚，朱老不会同意别人称他为所谓的“国学大师”的。

    “国学”的研究，在章黄学派的学术理念中，不仅指中国传统文献的内容范畴，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而且也指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献作为内容的载体，它在历史的流变中，会有无法抗拒的“失真”；所以，研究者必须先要还原文本，使它回到彼时彼地实际记录的“本真”，只有这样，内容的研究才有意义。否则，就是向壁虚造，就是“六经注我”，而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传统文献还原文本的研究方法，章黄学派最看重乾嘉以来总结完善的考据学(朴学)。其理论结晶就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人称之为“小学”—一种最基本的学术训练。比如段玉裁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广雅疏证》序)这里隐含的道理就是，要研究古人的思想，先得认识古人写的字、读出它的音、弄明白它的意思——那是古人的书面语言。就像你不能听懂人家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家说了什么。

    这样看，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的第一要义是方法，第二才是内容。中国的汉字是意音文字，包括形、音、义三个部分，所以，不了解《说文解字》(形书)、《广韵》(音书)、《尔雅》(义书)这些书的人，不能说他懂得什么是“国学”；只有对这些书有精深研究的人，才有可能称之为“国学大师”。

    朱季海先生不愧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他在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方法和所涉内容两个方面都有精深独到的贡献。称他是“国学大师”当之无愧。

    纯粹的学者真正的名士

    那次与朱老长谈，我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是他具有绵远宏阔的家国情怀。文化人的自信是计长远而不是谋眼前。因此，他们为了传承中华五千年的文心学脉坚苦自守不畏贫穷，箪食瓢饮自得其乐。后来也有记者问到朱先生现在社会上又有读书无用论，对此您怎么看？朱先生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国家概念的内涵，可以包括一片疆域、一种文化、一族或多族以血缘联系的人民、一个政权等四个方面。而文化在国家概念中具有核心价值的地位。犹太人丧国几千年还能回到自己的家园，是因为文化。中国历史上几次外族入侵，最后能融合为56个民族的中华大国，也是因为文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寇侵凌，中国的读书人弦歌不辍，也是坚信只要文化还在，中国就不会灭亡。

    朱先生一辈子的公职生涯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这就是1946年到1948年在国史馆(驻地为南京)的两年，和1949年在苏州三中的半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行政或者事业、企业单位的员工。虽然他在回答别人的疑问时说：“那时候还可以做事情，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我需要的是时间。以前一个星期有三次的政治学习，从‘文革’之前就这样，这样就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是一个选择，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从他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读出，在“生活保障、行为约束”和“经济贫困、思想自由”这样对立的两种组合中，朱先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不自由，毋宁死”，只要有“自己的时间”、“还可以做事情”——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传承民族文化——贫穷一点，有什么可怕的呢？

    于是乎，朱先生几乎每天带着一个实际上是玻璃罐的茶杯，穿着破旧的衣衫，到离家二里地的双塔公园去读书、思考，晒太阳、或者“补睡”……而他的《南齐书校议》等，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完成的。“于时藏书荡尽，偃息在床。事比课虚，功惭经远；愚者一得，未必有当于斯文，亦各言其志云尔。”

    从旁人看来，朱季老满腹经纶，完全可以过一种很体面的生活；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那年我见他时，身体也很好，学者的言说尺度也比较宽松；他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到各地讲学，上电视论道……这样，不仅可以改善生活状况，而且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名声。可是他不！他仍然做他那些难有经济效益的、冷僻的学问；或许他认为，这种学问对文化传承不可或缺，如果他不做，能做的人也已经不多了！

    我就在想，这不就是中国古代“士”的气质，中国读书人的文化担当么？！这种气质，这种担当，在中国承袭了几千年。然而，这“郁郁乎文哉”的东西，在近几十年里，已很少见到。而朱先生却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位“古代”的“士”，才有这样的担当和气质。当今语境下，能是“国学大师”不容易，做个“古代”的“士”恐怕更难。朱先生能兼二者而并有之，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朱季海先生遗世独立，秉持中国古代“士”的节操，坚守学术的纯洁，不随时俯仰，不曲学阿世，令人钦佩。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96岁的朱季海先生走了！他同时带走了一个时代……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