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题名碑

　　北京孔庙内的进士碑林起源于元代，丰富于明代，而后又延续至清代。直到中国科举制度废止，碑林中已矗立起石碑一百九十八座，题刻着元、明、清三个朝代六百年来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录取名次，见证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兴与衰。

　　进士碑林的第一座题名碑，立于1315年。那一年，元仁宗首次开科取士，将五十六名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题刻于石碑上，立在孔庙院中，开创先河。孔庙中立起的元代题名碑总共是九座，但到了明代，其中六座题名碑竟被磨去了字迹，改刻为明朝进士题名碑，所以孔庙中留存后世的元代题名碑仅有三座，加上明代进士题名碑七十七座和清代进士题名碑一百一十八座，总共是一百九十八座。

　　进士碑林的最后一座进士题名碑，立于1904年。说起来，这座碑的出现源于两个意外。

　　第一个意外指的是，这一年本没有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只是因为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才破例增加了一次考试，被称为“恩科”，意为皇朝开恩多给文人们一次登科的机会。在考试的初试阶段，共产生贡士二百七十三名。如无意外，这些贡士们在参加殿试后，均能获得进士，差别只是在名次上，唯有三人能名列一甲前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是探花。进士名单很快呈报给宫廷，慈禧太后见第一名谭延闿是湖南人，顿时联想起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戊戌变法”中，一个名叫谭嗣同的领头人就是湖南人，内心当然不快，于是便将谭延闿降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慈禧再看，第二名叫朱汝珍，既与明朝皇帝同姓，又沾了被慈禧害死的珍妃的“珍”字，自然也对这个名字反感，于是也不准他当状元，只让他当了“榜眼”。当看到第三名刘春霖的时候，慈禧一阵欣喜，觉得他名字中的“霖”字有雨水之意，当时正逢春旱，又值甲辰龙年，渴龙得雨水，属于大吉大利，所以最终决定由刘春霖当选这次恩科考试的状元。

　　第二个意外指的是，这些进士们究竟是该为当了进士而喜，还是该为当时的时事而悲？原来，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四，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废止科举制度的上谕，标志着自隋朝开始在中国沿用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由于科举废止，在前一年参加最后一科考试的进士题名碑册立一事也被搁置，无人问津。新科进士们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多年的努力却成为一批末代进士，一时令所有人无法接受，却又无能为力。无奈之余，进士们自行集资，凑钱在孔庙内立起了历史上最后一座进士题名碑。

　　从第一座碑的无限荣耀，到最后一座碑的无奈，石碑勾勒下一条轨迹，记录了跌宕起伏的科举考试史。或许进士们沉浸在金榜题名的喜悦中时，无法想到日后科举制度的终结，但我们从题名碑中却可以感受到往昔进士的辉煌，其中许多进士已成为历史名人而永留史册，如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明朝指挥北京保卫战的于谦、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清代政治家纪晓岚、清代文学家及改良主义先驱者龚自珍、清代书法家翁同龢、清道光年间查禁鸦片的林则徐与邓廷桢、清北洋水师的创建者李鸿章、曾任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末代进士沈钧儒等，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