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唐代诗人王勃在《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唱出的千古名句。古蜀州，即今崇州市。这里地处成都平原西部，天府之国腹心地带，东距成都37公里，有“蜀中之蜀”的美称。

    罨画池位于崇州市中心，现在的罨画池公园由罨画池、文庙、陆游祠三部分组成，为园、庙、祠三位一体的川西名园。公园共占地34 541平方米，其中水面14 600平方米，现存清代各个时期建筑5 946 平方米。全园整体结构完整，古风犹存，极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1. 唐时东亭动诗兴
   

    如今罨画池及其东南一带，唐称东亭，其时尚无湖池，为州廨后之郡圃，兼有驿站功能。初唐相继有“四相牧州”，许多文人雅士出任蜀州地方官员，助长了蜀州“尚侈好文，俗好歌舞”的社会风气。东亭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演变为州廨后地方官们待客、游赏的衙暑园林。

    上元元年冬（公元760年），诗人裴迪在任蜀州刺史时曾登临东亭送客，杜甫作《和裴迪登临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一诗，是为东亭已具园林游赏性质的最早记载。诗中胜赞“东阁官梅动诗兴”，一个“官”字点明了东亭的性质，也记录了唐时东亭已有园林观赏用的建筑——阁，以及阁前种梅花的事实，梅阁也因杜诗而成名胜。

    2. 宋贤高风罨画池

    “罨画池”一名，最早见于北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江原（今崇州）知县赵抃（字阅道）诗《蜀杨瑜邀游罨画池》，诗曰：“占胜芳菲地，标名罨画池。”诗中描述了罨画池中繁花芳菲的景色，同时也说明了“标名罨画池”的原因。

 
赵抃诗《蜀杨瑜邀游罨画池》

    《蜀中名胜记》载，“宋皇佑间，赵阅道为江原令，其二弟扬抗与俱，有《引流联句》。”该联句及序，明确记载了今日罨画池的开凿原由及经过。其序曰：“江原县江，缭治廨址而东，距三百步。泷湍驰激，朝暮鸣在耳，使人听爱弗倦。遂锸渠通民田，来囿亭阶庑间。环回绕旋，沟行沼停，起居观游，清快心目。”于此可知，湖池乃赵阅道引水灌溉民田，顺带导入城中郡圃，潴水于洼地，兼作起居观游而成。《引流联句》中还提及，园内有“囿亭”、“东轩”等建筑，以及凿池取土堆筑的岛屿。

    3. 元老六咏东湖景

    半个世纪之后，苏元老来宰是邑。《元一统志》载：“东湖在崇庆府，湖上环以修竹，在通判厅。政和间（公元1111～1118年）有苏元老监郡事，颇藻绘。竹蔓之间，暗泉入焉，为渠为流，其行错综如线，又其落时，则鸣如佩环，其止也澄彻如鉴。又有东湖六咏，曰岁寒亭、涵空亭、扶疏亭、碧鲜亭、壁台、九峰亭。”苏元老，字在廷，苏东坡之族孙，其在任期间对罨画池有所经营。当时罨画池有溪、泉、湖、瀑，山水形态已极为丰富；亭、台、楼、阁，园林建筑亦颇具规模。在赵抃、苏元老等人的参与下，罨画池由景致优美的“郡圃”，逐渐转化为带有浓重文人气息的“衙暑园林”。

    4. 放翁再忆画池水

    1173年春，陆游出任蜀州通判，官居罨画池边怡斋，在《初到蜀州寄成都诸友》诗中写下“襞笺报与诸公道，罨画亭边第一诗”。陆游任期的罨画池已是蜀中胜景，诗人在园中小钓矶垂钓到斜辉，朱阁看燕归，过着报国无门，身闲赋诗的郁闷生活。
 

 陆游诗《初到蜀州寄成都诸友》

    陆游留下的120多首寄怀蜀州诗篇中，有30多首是描绘罨画池湖光山色和诗人游赏于湖上情景的。这些诗对罨画池的记叙非常详尽，诗中多次提到罨画池中小楼、朱阁、怡斋、萱房、放杯亭、重阁、画船、小桥等园林建筑或构筑物，以及“三千官柳”、“百亩湖竹”等规模较大的植物景观。诗中还记述了捉蝶、垂钓、观燕，戏鱼，瓶插、弹鸦护雀、饮酒赋诗等游园活动。

    陆游离蜀后仍常忆怀蜀州，其“小阁东头罨画池，秋来长是忆幽期。”等诗句，表达了他对罨画池的留恋之情。

    5. 罨画池名称变迁考

    历史上崇州城内出现过罨画池、东湖、西湖三个名词，三者所指互相混淆，历来争论不休。如前所述罨画池为北宋赵抃开凿并命名，至陆游时又称东湖，陆诗多以湖池互称，实指罨画池。

    西湖一说，源于范成大《吴船录》。曰：“十里至蜀州，郡圃内西湖极广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系缆古木修竹间，景物甚野，游宴繁盛，为西州胜处。”

    范成大与陆游同时在蜀，其所言“西湖”如此美景，且就在郡圃内，而陆游居郡圃边两年，有3０多首诗词描绘东湖，却不写西湖山光水色只言片语。且范成大《吴船录》中只言西湖，而不记陆游所胜赞之东湖，于情于理均不通。其二，《方舆胜览》与《吴船录》皆言西湖有浮觞亭，而赵阅道兄弟联句中有“坐客频泛觞，蹲儿屡洗砚”的记载。赵与范相去仅110年，浮觞亭一事前有因后有果，实为一地。其三，至范公时，所有记载都只言一湖，未有两湖以上同时出现的记载。虽然不同人所记的湖池名称不一，但都提到在同一地点——郡圃。

    故以为，范公显然误把罨画池称西湖了。西湖、东湖、罨画池实为一物。

    范成大出川时，偶过蜀州，未必深究过湖池的真名，或此时湖池名称并未统一。其所言西湖，未必是以蜀州州廨为参照；他称蜀州为“西州”，是相对成都而言，言西湖，也就顺口而出了。但范公信口西湖，却引出后世谬误。60年后，祝穆著《方舆胜览》（刻于公元1239年）引用范成大与赵抃诗文，分列东湖、西湖，导致谬种得以流传。后世从《蜀中名胜记》到元、明、清诸志，及今日崇州市志均引此说，以至于以讹传讹，混淆不清，或自相矛盾，莫衷一是。到光绪志时竟把西湖，东湖、罨画池分列为三湖，以西湖、东湖泯灭不可考搪塞。

    其实，清代几次编写县志，均已发现这个问题。但一直到当代人的考证，都是从宋以后的志、记中引经据典，或单纯从地理方位的角度来寻找证据，而忽略了从时间发展上去分析错误的根源。盖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如不从源头考其脉络变迁，岂不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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