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服饰作为礼乐庄严之载体，不仅体现了明代冠服材料工艺水平的高超，而且从其外在的形制、色彩、到质料都具有很高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体现了承祖制，求规范；章五色，辨等威；质天然，饰严格等特质。
承祖制，求规范
明朝冠服制度的调整确定，从洪武元年开始，到洪武二十六年完成，前后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祭孔服饰也在调整变动中逐渐完善，越发规范成熟，但不管如何变动，一些基本的古制精髓始终没变。
其一，上衣下裳制，典型例子是献官服饰系列里的祭服，上衣一般青罗皂缘，长与朝服同；下裳则赤罗皂缘，制与朝服同，且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襞积。因此，承袭冕服而来的上衣下裳制，在祭服中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形制。
其二，上下连裳的深衣制。上下连裳，即分别裁好上衣和下裙，再缝缀在一起，最后衣服连成一体的样式。衣服缝成一体是为了方便，但上下仍然分裁则是为了遵循古制传统。深衣，因其上下相连，“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深衣的结构为平面化，其规制为：衣部用布四幅，左右相连而成，裳部用十二个半幅相连而成；衣裳之间是拼缝的，以区别上下。其中下裳由六幅各裁为二，合缝为十二幅，这不仅可以使腰部有收缝，也与古代信奉的天之大数相合。所谓“天数”是以稻熟一次为一年，一年中月的亏盈为十二次，即为十二个月，一日又有十二个时辰，因此十二这个数就成了天之大数。
深衣制在祭孔服饰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它不仅是儒士陪祭者的高级礼服，也是参祭官员的次级礼服，譬如绛纱袍,中单等皆深衣之制。
其三，上下通裁制之“袍”。“袍”之列于礼服之林，乃始于后汉之列为朝服（《后汉书·舆服志》。其后唐太宗诏令非元旦冬至大朝会，皆用常服——盘领衫、袍。（《唐书》）至此，袍的应用更广。从那时直到明代，袍的应用尤广，乃至满清建国彻底废除往古的衣冠制度，另创新制，而以袍为唯一的礼服造型。可见“袍”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礼服形制，而在祭孔服饰中，袍的应用也很广泛，例如礼生、执事人员的盘领右衽袍，以及乐舞生的红绢大袖袍等等。其形制为右衽大袖，继承宋代样式，背间中缝直通到底。
明代祭孔服饰以古制平面结构为基础，讲究对前代的承袭与完善，技法更加纯熟，而衣裳在承袭祖制的同时，亦要“求规范”。这里所谓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以制度的形式严格规范服饰尺寸；第二，穿戴讲究规范配套，既不能缺履少帽，也不能相互混用。
洪武二十二(1390)年，朱元璋对服饰长短、袖口宽窄做了更详尽的规定：文官衣服从领至裔，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武官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袖口仅出拳。这主要是对公服常服而言，至于朝服，嘉靖八(1529)年规定：“衣长过腰指七寸，毋掩裳……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璧积，赤罗青缘”。同时要求穿戴时必须成龙配套，例如祭服必梁冠，赤衣赤裳，蔽膝、大带、佩缓、白袜黑履；公服必幢头，盘领袍革带、皂靴；各品官等级都有相应的服饰，绝不可僭越。
而对冠服制度的严格规定，在礼服方面的体现最为明显。透过资料不难看出，在祭孔大典的参祭人员中，无论是献官、执事、还是乐舞生所着服饰必须规范配套，就服饰的规
范配套而言，《明会典》中关于各坛庙祭祀冠服的记载对此有充分得说明：“嘉靖中制定的各坛庙祭祀冠服如下：先师庙典仪执事六十一人，青绢祭服六十一套。冠、带、全；舞生、文、三十八人、各门烧香三人，红绢袍衬，共四十一套。冠、帶、鞋、袜、全；乐生、四十六人、各门烧香三人、红绢袍衬，共四十九套。冠、帶、鞋、袜、全”可见，执事人员着青绢祭服，乐生、舞生着红绢袍衬，而最突出的特点是冠、带、鞋、袜全。
可见，在祭孔服饰中从基本款式，到衣长袖宽；从鞋袜的色彩式样、到冠梁多寡、展角尺寸都有固定的标准，服饰在承袭祖制的同时，处处体现出“规范”二字，强调了服制成规的重要性。
章五色，辨等威
中国古代服饰非常讲究用色，服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各阶层成员的社会标志，是礼制文化观念在服装上的集中表现。自隋代始，服色之制频见于史籍。隋文帝始制天子服专尚黄色，《唐书·礼仪志》记载：“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唐贞观四年颁布服色规定：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九品服浅青，庶人服白。以后各代对服色均有详细规定，以充分发挥服色的社会功能，用服色营造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社会整体。自此，色彩纳入了礼制服装的范畴。
而祭孔服饰作为礼服中重要的一种，在形制方面承袭古制，在用色上亦遵循传统，在借鉴前代用色的基础上，形成特征，即：章五色，辨等威，服色充分凸显严辨等威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上衣下裳之制有上天下地，上阳下阴之象。因此有衣上而裳下，衣尊而裳卑之说，形制如此，色彩也如此。因为“天玄地黄”，所以帝王之服曾是玄衣黄裳，又因为天尊地卑，所以衣可以用“正色”，裳需用“间色”，并有“玄衣纁（黑中带红的颜色）裳之说。中国溯自服饰有史，即重视用黑，实际是黑中扬赤的“玄”色作为帝王公卿最尊贵的礼服——“冕服”的冠与上衣之色，用于国家大祭或朝会大典，其次，士大夫的次级礼服——“玄端”服，上衣亦用玄。
其中，所谓的“间色”是指由两种原色混合而成的颜色；而正色，则指代表“五行”、“五方”的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在中国古代服饰中有所谓的“五方色”之说, 即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 地谓之黄。另据史料记载：战国齐人邹衍创阴阳五行说，谓五德（旺气）循环相胜，“五行”说产生后, 很快便与“五方色”、“四时”等思想结合起来, 形成了“五行——五方色”说。即东方为木，为春，其色青；南方为火，为夏，其色赤；西方为金，为秋,其色白；北方为水，为冬，其色黑；中央为土，其色黄。
汉代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内载：“五德亦相生：父生子……天之经，地之义也。”于是中国古代服饰制度中多有参考，明代祭孔服饰亦如此。例如，祭服的足衣用“舄”，其余用“履”。舄、履的用色一概与裳同色，盖取其统一调和，乃千古不变的定制，至清始废。至于履的饰物向以履色为母色，参照五行相生的顺位色——东青（木）、南赤（火）、中黄（土）、西白（金）、北黑（水）顺序取用，以子饰母。即上述诸方的顺位起于东，次为南方，次为中央（土——黄色），次为西方，次为北方。如此木(青)生火（赤），火（赤）生土（黄），土（黄）生金（白），金（白）生水(黑)。因此，木是母，火是子；水是母，木是子……于是，绀衣宜用青履，青履应是赤色的缘边条。
此外，古之祭服、朝服都有“中衣”，限用白色，满清始废。如此所述，明代释奠礼生、乐正、执事人员礼服的衬衣之配合用白色“中单”，自是对前代的继承。
中国传统服饰区分等级的功能被“竭泽而渔”，尽其极致了，以令尊卑有差、贵贱有等。史书要在“舆服”部分专记其制，不仅是因为相关礼制非常繁密，而且因为它们是政治等级制的重要部分。所以历代政治的变迁步伐，往往在舆服领域留下了足迹，而祭孔服饰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制用色当然要体现等级威严的官场秩序，在严辨等威的同时，凸显一种秩序，强调礼的规范与表达，在肃穆庄严的宏大气场中表达对先师的崇敬之情。
质天然，饰严格
中国古代的棉、麻、丝等服饰面料发展成熟，距今五千年至一万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蚕，从此开始了养蚕织丝，到明代，我国传统纺织业已经非常繁荣，明朝初年，由于采取一系列稳定政治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使得纺织业得以进一步发展。
宋元以来，棉花在中原及长江流域普遍种植，江南湖熟平原蚕桑丝织业迅速发展，太湖沿岸，如盛泽、震泽、王江泾、濮院、双林等偏僻的小乡村，迅速发展成人口集中的丝织业大镇，丝绸织绣技艺空前提高，在当时甚至出现了《天工开物》等科技巨著。同时，明政府非常重视服饰的发展，在南京、苏州、杭州设著名的织染局，集中名工巧匠，从事龙衣彩缎等高级礼服衣料，并以“坐派”、“召买”等形式，动用民间机户为其生产，技术的长足进步也保证了祭孔服饰的上乘工艺。
由于棉花在中原及长江流域的普遍种植，因此棉布已成为当时的主要衣料。此外，由于传统的丝绸加工技艺已达到非常高超水平，因此，当时的丝织品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花色上，与前代相比，都有很大提高。就祭孔服饰而言，材质仍然以天然质料为主，譬如青绢祭服、素纱中单，质料皆为中国传统的天然材料，盘领右衽袍的材质采用纻丝或纱罗绢，而“锦”的运用，则非常明显的体现了纺织业的进步，“锦”，是一种用彩色经纬丝织出来的有丰富的图案花纹的织物，多数以色取名，如单色地锦，取名为“素锦”，朱色地锦，取名为“朱锦”等。明代的“锦”在艺术设计和生产技术上都有明显改进，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即幅面加宽，色彩艳丽，此外图案装饰造型严谨、用线挺拔。在祭孔服饰中的重要配件——“绶”，其质地就是由各色所织成的锦。
可以说，“质天然”成为祭孔服饰材质的一大特色。当然，通过上文中对各参祭人员服饰形制的论述，也可以看出，除采用质地天然的材质外，服饰的另一特征是装饰严格，各品官服饰都有与其等级相应的装饰。例如玄端，运用深青色的纻丝纱罗材质，按品官仍然有别。如三品官以上织云纹；四品官以下无纹饰，而是以蓝青色镶边；再比如上文中的“忠静冠”，由铁丝做框，外面蒙乌纱，以金线压出三梁，二品以上用金线缘边，四品以下用浅丝线缘边，装饰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品官等级制度的标准。
另外，装饰严格还体现在，官员必须佩带与自身官职相对应的佩挂品作为装饰物，这个配饰也必须严格按照等级制度而来，从一品到九品，几乎每一个官阶之间都有不同的装饰标准。这种标准，严格细致，从尊到卑，依次降低，高贵者华丽多彩，低贱者纹疏彩淡，这不仅是祭孔服饰的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服饰的特征。
本文作者：李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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