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大家》：您认为当前或者以后一断时期内，我们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牟钟鉴：我认为社会主义要成为真正的主流，允许社会主义和道德文化相结合。我认为文化具有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是世代积累、根深蒂固的，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被彻底改造了，那么对这个民族来说就是一种死亡。小民族，它的文化就被改造了，有些民族文化积累也不多，整个被改造了，他的民族血统还是那个血统，但是民族最主要的标志是文化，它没有了。

    中国文化有一种超前性，更需要融合。比如讲和，和而不同，好不好？好！因为，同而不和就斗。历史上，基督教要解放全人类，战争就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到现在美国还是这个思想：我就是有优势，我就要获得最多的资源，我要过富足的生活，你要服我，你不服我就打，你的富强接近我一点，我都不高兴，他不就高喊“中国威胁论”了吗？你别看他表面上说平等，其实内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非常严重，这样搞得世界不安宁。人家不愿意和你斗，怎么办？和而不同是最后一条游戏规则。

    西方也开始觉得孔老夫子智慧很厉害了，可以弥补西方的思想价值体系。最低的标准就是通用的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已经拿到普世的伦理新规则。西方里也有这种思想，“你想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对待别人”。虽然提法不一样，但是内容实质是一样的。

    还有一些文化思想和西方一比，我们处于弱势，比如竞争意识。如果只讲和，也不行，因为竞争、竞赛，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五千年文明那么灿烂辉煌，可是为什么后来西方发展得那么快，现代化西方走到前面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对的，但是竞争是必要的，所以西方你追我赶的竞争意识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再次，我觉得儒家有个缺点就是泛道德主义严重。道德很重要，一个国家要依靠明君、贤相、清官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帝王是个中等之才，是个昏君怎么办？这就不好办了，泛道德主义会容易忽视法制。中国古代，人治很发达，法制稍微差一点，我们就应该虚心地向西方去学习。泛道德主义还会产生一个问题，它是求善是第一位的，求善求真往往就受到“智”的影响，怎么做人，首先得懂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知识体系，道德就会很难提高。

    今天来看，西方的缺陷就是做人，而我们的缺陷就是知识的缺乏。所以我觉得中西文化差距很大，大到有些对立；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它又互补性强。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个重视道德的国家，西方是一个重视知识的国家民族。西方讲道德，他的道德就是基督教，西方把它分开了，中国把它和到一块了。从这里看，也就看到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很多缺陷。

    《儒风大家》：作为当代的话，有没有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能适应中国现代的发展，像基督教中的新教改革一样，在时间上中国有没有形成这种文化合流改革的时机？

    牟钟鉴：前几天我请了前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他说了一番话，也代表了我的心声。他说，新的主流文化没有形成，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以前对传统文化破坏太多了，社会主义文化还有一个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原来说结合，毛泽东说，这叫革命的教育，马列主义要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是社会主义工作者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吸收西方的思想，吸收国学的智慧来充实社会主义。一次我在新加坡，正好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大学演讲，他说中国是科学社会，主要的思想资源来自于孔子和儒学，他讲得非常得明确。

    我看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也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治国理政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文件，对传统文化做了全面、宏观、深刻的表述，其中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个提法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的。以前不提民族，现在提民族，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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