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衡是西汉时期的《诗》学大家，虽出身贫寒，但《诗》艺超人。当时的文士们传颂说：“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汉书.匡衡传》）意思说，当着匡衡说《诗》无异于班门弄斧；匡衡说的《诗》令人心爽神颐。

　　汉元帝时，匡衡为名儒，任博士、给事中。当时，西汉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积累，政治腐败，社会风气全面向坏。一次发生日食地震，当时的人们是信天人感应的，他们认为灾异由政治不善引起。元帝下诏询问政治得失，匡衡立即上疏议论。他的上奏洋洋洒洒，中心议题是社会风气不好，上行下效。

    他说，如今的社会风气，贪财贱义，追逐声乐美色，奢侈无度，不讲礼义廉耻。怎么办呢？匡衡以《诗》为教作了说明：“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他又引用《诗》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具体建议是：减宫室之度，节奢侈，用忠臣，远巧佞，弃郑、卫之音，习《雅》、《颂》之乐，为天下树立良好的榜样，随后教化可成，礼让可兴。匡衡虽触到了朝政的痛处，但有《诗》文招牌，元帝还是笑纳了，并提升匡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太子少傅肩负着教育辅导太子的责任。当时，傅昭仪及定陶王倍受元帝恩宠，皇后、太子的地位颇有隐忧。为防患于未然，匡衡上疏元帝，闪烁其辞地反复叙说“承先王之德”、“正家而天下定”，引用的《诗》文有“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汉书.匡衡传》）。虽然他还引用了其它的经文，但引《诗》最多。出现这种情况，是《诗》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诗》言志，表达人们内心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往往不是直接表述出来，需要人们引申联想，有相当大的演绎空间。《诗》作为典型的文学作品具有其它经书所不具备的特点和功能。正是由于《诗》的隐喻性和不明确性，使得谏诤者在强大的皇权威慑下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工具。就此次上疏的情形来说，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皇帝有个人的爱憎好恶，特别是皇宫内的感情风云，外人难以介入。另一方面，皇帝身系国家安危，又不能毫无约束。匡衡搬出了经中的《诗》作为武器，运用的恰到好处。

    元帝崩后，成帝即位，后宫之政不严，于是匡衡又上书谏诫之。他说：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所以，孔子把《关睢》放在《诗》的首篇，就是为了说明国君为万民父母，后夫人应该德配天地。诗文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思是后夫人应该恪守贞淑，操守专一，容仪端庄。夏商周三朝的灭亡，没有一朝不与后妃有关。愿陛下谨察历史上兴亡教训，继万世之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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