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男，1940年生于中国昆明，祖籍广东南海。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

    教育背景：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

    主要经历：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

    提起杜维明，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新儒家”代表人物。对此，杜维明本人并不认同，他说：“我不是新儒家代表，我提的是儒学的第三期，即作为一种精神人文主义的儒家。”

    杜维明否认自己是布道者，他更愿意别人称他为思想家或是哲学家。他当然是一位自信的思想家。几年前，他的老熟人、完全没有中国经验的哲学家德里达，放言中国没有哲学。一时之间，中国研究哲学的人全都自责自疚。杜维明却很坦然：“人家说我们没有灵魂，难道我们也怀疑我们是否有灵魂？”

    多年以来，杜维明为了儒家的复兴，汲汲奔走于世界各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杜维明更加关注“儒学创新”。尽管杜维明的思想不断变化发展，但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杜维明已过古稀之年，常年身体力行，呼吁在西方价值和儒家的核心价值之间进行沟通与对话。他认为，儒学文明仍然具有作为全球轴心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力量，期待儒学在21世纪为人类安身立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需要哲学哲学需要中国

    上世纪80年代，汤一介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请杜维明来讲课，这么介绍杜维明：“杜维明教授宣传儒学，是儒学的吹鼓手，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杜维明不乐意了，下来就跟汤一介说：“你如果再这样介绍我的话，我最好不要跟你谈任何问题，因为你是用我最讨厌的概念来介绍我。”

    杜维明认为，哲学家的称谓是一种赞美，他说过，自己唯一不会放弃的就是思想。杜维明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哲学不是来反映客观事物的，哲学应该改变这个世界。不过，杜维明也认为，“改变”这个词似乎显得有些傲慢。

    2010年，杜维明从哈佛回到北大，建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杜维明决定冒险，因为如果留在哈佛，他已经可以预见今后的路，但如果回国，可能会遇到新的发展契机。

2013年，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雅典召开，杜维明去了。会议的一项议程是确定下一届会议的举办地，竞争非常激烈，但北京大学成功了。

    作为大会执事局执行委员，杜维明在发言中讲到了哲学大会应该到中国召开的几个理由：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哲学为荒芜的人心找寻意义,当代中国不缺大问题，哲学如不能拥抱中国智慧，就不成其为哲学。

    他说服了世界哲学大会。但作为当代儒家思想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回看国内哲学界情形，杜维明感到羞愧。

    杜维明认为，一个民族自信心彻底丧失，它是无力的、无气的、无理的，一个失去自信的民族，要向西方学习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性太小了。在对传统文化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时，一定要真正了解它的精华，批判糟粕与发扬精华相辅相成。

    批判“儒教中国”弘扬“儒学传统”

    21世纪，中华文明能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杜维明分疏了“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两个概念。前者“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是指儒教中国而言；而儒家传统则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涵盖天地的气度和胸襟的价值渊源，也是培育中国农民坚韧强毅的性格和素质的精神财富。杜维明认为，后者代表了儒家之道的“自觉反省，主动地、批判地创造人文价值”的真精神。

    早在1948年，就有学者提出塑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就是四个典范人物：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耶稣。而孔子在中国变成了孔老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因为当时中国受了屈辱，救亡图存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富强，除此之外一切免谈。

    然而，任何一个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因为它的传统塑造了这个国家特殊的现代性。

    “我们曾以为要把传统彻底消除，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其实，传统文化是塑造现代文明的基石，是‘零’，它加在任何数字后面，都是十倍百倍的增加。不能把中国当落后，中国有落后有现代，有古有今。”

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现代问题的儒家解答

    儒家宽广、全面的人文精神，对解决人类文明遭遇的困境，到底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儒家文化到底应该怎么走？

    杜维明认为，儒学首先要转化的就是鲁迅笔下描写的国民性。鲁迅认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腐化了，主流文化就是孔孟之道，现在主流文化应该回来，但要经历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杜维明认为，经济人作为一个理性动物，他明白自我利益，并尝试在自由市场中将法律赋予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一个毫无创造性的主意。经济人必定可以展示诸如理性、自由、合法及权利意识等价值，但是，在诸如责任、礼仪、正派、同情、社会团结等方面则有所欠缺。

    所以，当我们面对21世纪的生态环保、精神的没落等问题，需要把其他文明带进来。杜维明认为，在自由之外要带进公正，在理性之外还有慈悲，在法治之外还有礼让。

    在这个过程中，儒学面对的是来自市场的侵蚀，世界上其他宗教和传统也是如此。任何对意义的追求，认为正义应该比利润更重要的想法，都受到了市场化力量的挑战。这个力量如此强大，不仅是由于市场经济等问题，也是由于人们对成功的无限追求。

    那么，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哲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说，哲学是研究思想的。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信仰和道德的人可以研究哲学，儒学也是如此。杜维明认为，儒学所倡导的是一种自律的可能性，与现代理性和职业社会相契合。

儒商文化：矫治市场社会的良药

    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东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无法兼容。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儒家强调和谐、协作、集体和社会稳定，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理论不符。直到70年代末期，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人们不得不质疑早期的假定。

    杜维明在研究日韩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现，东亚有可能探索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曾说：“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杜维明认为，儒商应当防止市场经济扩展为市场社会。今日中国的崛起被西方视为“没有先例的崛起”，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代价也不容忽视。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市场机制对社会领域的全面扫荡，社会关系被迅速市场化：市场力量渗透到学校、公共事业，甚至渗透到宗教、家庭、人际关系、婚姻。一个市场力量无处不在的社会被杜维明称之为市场社会，与市场社会相对应的则是公民社会，儒商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应有所担当。

责任编辑：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