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文化上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是一次具有文化启蒙性质的社会文化思潮。它的出现，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文化多样性及文明对话的国际思潮，也反映了中国对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但是，在越是这种言必称国学的时候，越需要了解国学的内涵和外延，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唯有真正了解和认识国学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使国学在当今人类发挥其应有的启迪作用，而不至使国学热流于形式，甚至把国学变成捞取名利的工具。
国学及国学热的兴起
所谓国学，应指中国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是关于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学术文化总体。其所包含的内容，实为中国所特有，或在中国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乃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在中国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演变、发展的学问总体或总和。就其外延说，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问总体。中国古代把这个学问总体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明清以后，又按着学科的性质，把这个总体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科技之学等等。实际上，这还不足以完全囊括国学的范围和内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文化的发展，国学不断融进新的内容和新的文化传统。这里面应该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中亦包括外来的优秀文化。这些外来的优秀文化，只有被我们充分吸收和充分消化之后，才能真正成为新的国学。
正因为国学指称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问总体和总合，其中也就必然含有精华和糟粕。我们以前用了很大的力气去辨别精华和糟粕，结果还是搞不清，走了许多弯路，甚至把二者颠倒，即把精华当糟粕，或把糟粕当精华。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被一概打倒，导致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中断的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却在十年浩劫中发生断裂，其后果甚至使几代人失去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文革的极“左”思潮和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仍不能低估，有些人仍视国学为洪水猛兽，盲目地加以排斥，谓国学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因此主张要把国学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种现象的存在，可知国学非热而实冷。另一种与上述现象相反的情况是国学热的虚火。有些人利用人们对国学的热情和判断力不足，在传媒上一哄而起，把国学吹得神乎其神，甚至以国学的名义兜售假、冒、伪、劣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糟粕。如在一些人看来，《周易》就是算卦的工具，道教经典就是祈福和养生秘笈，甚至把佛教当作超生死得解脱和轮回转世的指路明灯。遂使民间求神问卜、烧香许愿、祈福求丹、扶乩决疑等国学糟粕大行其道，严重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
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很容易影响并遮蔽国学的核心价值和国学的基本精神，使国学热迷失方向。但我们又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而否定国学的真正价值。那么，国学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呢？国学的核心价值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似乎潜伏着全面危机。有些危机业已爆发，且愈演愈烈，如人们熟知的环境、气候、能源、生态等，这些均属于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方面。此外还有社会、政治、经济、道德、观念、思想、精神等，这些皆属于构成人类自身存在条件的社会方面。这两个方面，虽然在现代语境中，已被反复研究，但其大方向却逐渐迷失，甚至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导致天人二分、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造成当今人类生存的困境。而在国学或中国文化中，始终把天人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周易》提出“三才之道”和 “天人合一”说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表述。《系辞下》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说圣人通过仰观俯察，发现宇宙虽然广大浩渺，但其基本构成是天、地、人三项。且天、地、人又各有其道：天道的内涵是阴阳并建，二气交感；地道的内涵是分阴分阳，刚柔迭用；人道的内涵是施仁行义。天道之阴阳发用，产生万物。万物又呈现出或刚或柔的不同形态。此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万物资始于天，成形于地。天地即立，人生其间，秉持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条件，以爱惠之仁，割断之义，立为人类的行为准则，从而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大家庭。因此，天人的关系应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宋代大儒张载即据《周易》作《西铭》，同样把天、地、人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乾（天）称父，坤（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人类的父母，人类在天地之间是渺小的，因此应以谦卑的态度对待世界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物。因为天、地、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容任何歧视、破坏和割裂。因此也就要像对待家庭成员那样“仁民”、“爱物”，要“善述其事”、 “善继其志”、“体其受而归全”。这里所谓“全”，是指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天地自然的无亏，亦即天、地、人完整有序的和谐。
汉代产生的道家重要经典《太平经》亦大称“天地乃人之父母，人之真本”，“天地有亏，则不能竞吾年，故欲安者，当先安天地，然后乃可得长安”。即认为人类不能破坏自然，天地自然一旦遭到破坏，人类就不能享尽天年。所以人类要想安宁，应首先使天地（自然界）安宁，然后人类才能长久安宁。
《周易》的“三才之道”和“乾坤父母”说，是对“天人合一”整体之学的深刻表述，它构成了中国哲学和文化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架构和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其中主要体现为天道与人道或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的合和与统一。可以说，《周易》“天人合一”的完整性和普遍性，涵盖了儒道两家的天人关系理论。并通过互补的形式，力求把儒家的人文主义与道家的自然主义，在易道基础上统一起来，以避免“蔽于天而不知人”或“蔽于人而不知天”的两种偏颇。这有如当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偏颇需要整合一样，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生态哲学。
“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必然会推出“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构成国学中最为推崇的核心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和内部战争频仍的国家。如果说大禹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夏、商、周三代君臣及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中华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则更倾注了一种理性的审视和思考。在我们的国学中，孔、孟、老、庄或儒、释、道，皆有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即已认识到战争和暴力的残虐。《说文》的 “止戈为武”，《左传》的“夫武，禁暴戢兵也”，即是从和平、寝兵的角度创造“武”字和解释“武”字的。
天灾人祸和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民族伤痛，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一部《周易》所折射的义理主题及其所关注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即是对“忧患”与“和谐理念”在思维方式上的深刻反映。《周易·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自然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包括人在内）各自得到了自己的本质和生命，保持配合自然天道的变化，使其达到最为和谐的状态和秩序，这是天地自然的正常规律。因此，“保合太和”既是万物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天下所有国家稳定与安宁的首要条件。《尚书·尧典》说：“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是说，圣王尧能够发扬自己的才智美德，首先能使家族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在家庭和睦的基础上，又能辨明百官的臧否善恶，这样才能使天下国家协调、和顺、和谐，天下所有的人也就友好和睦了。 “太和”、“协和”这两个概念同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同样的意义。所以古人的理想就是九族亲睦，万邦协和。从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都能保持和谐和亲睦，从中透露出中华民族对社会和谐和世界和谐的美好向往。这个思想贯穿六经诸子，一直传到今天，成为国学或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从六经中“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辐射，到史伯“和时生物，同则不继”命题的提出，再到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定位，再到先秦诸子对“和谐”哲学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阐发，作为中华文化根源性智慧集中体现的“和谐理念”，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同时，它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和理论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求同存异、和谐共存、多元统一的文化模式，有别于西方文化强调矛盾和斗争，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此，可以说国学中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和谐”理念，实为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国学与软实力建设。
近年来，中外政治家、战略家及文化学者，都在热议所谓“软实力”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及其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意义，这确实是一个重要课题。按照“软实力”概念发明者、美国著名学者和战略家约瑟夫·奈的说法，国家实力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为“硬实力”，指军事、经济、科技等可以量化的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政治、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文化内容，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等难以量化的“无形”力量。当前，在国内对“软实力”的诠释和讨论中，虽然观点各异，但基本上认同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概念的三要素说，即文化吸引力、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此三要素中，文化要素是“软实力”的重要源泉。美国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战略与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学者贝茨·吉尔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与局限》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这就是说，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应该是与经济、军事、科技同步发展的重要环节，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是在经济、科技、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加强软实力的建设。这种“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内涵，便是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其中包括全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文明的进步、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水平以及各级政府的清廉形象等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达到了历史的高点。中国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牵连着世界的神经：从经济数据的发布，到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从能源、矿产及公司的并购，到环境生态及二氧化碳的减排；从国家对贪腐高官的惩处，到社会群体事件及大小安全事故的频发等等，甚至连高速公路的交通拥堵、国人出国旅游的不雅表现等等，无论好事坏事，无一不引起世界的关注。在世界的关注中，不乏不怀好意者的恶意炒作，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国家 “软实力”建设的严重不足。长此以往，若不改进，我们的“硬实力”必然受到损害。因此，如何理解“软实力”的本质及其价值意义，如何发展和完善“软实力” 资源的整合和配备，是实现国家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当务之急。
在我们的国学或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软实力”的概念，但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软实力”思想资源。早期儒学或在孔子、孟子的时代所提出的“尊王贱霸”或“王霸之辨”所提倡的王道政治，即包含着“以力服人”还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的仁政与暴政的区别。儒家认为“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霸者是以暴力或强制力推行外交或统治国家，其所显示的即今所谓以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强迫或强制”对方遵从己方的意志。霸道政治即是专凭“硬实力” 统治国家或称霸世界。如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若按孟子的说法，依恃硬实力然假借仁义之名为号召征伐者，可以称霸诸侯，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力（硬实力）的强大，依靠实力（硬实力）来使人服从的，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他本身的实力（软实力）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软实力）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能心悦诚服。这里，孟子似乎看到国家的实力亦有软硬之分，此软硬是指暴力与仁义。
美国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对软、硬实力关系的认识带有西方文化的特点。其中隐约可以看到，其所谓“软实力”仍带有工具理性特征而非价值理性。如约瑟夫·奈即认为，实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目的，是使对方接受自己想要的东西，故有很多种影响他人行为的方式，既可以通过威胁和奖励他人（大棒和胡萝卜），也可以通过吸引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疑，这样的“软实力”，未能超越“策略”和“阴谋”范围。如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可构成“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如果依恃“硬实力”强加给对方，其所谓“软实力”则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对“软实力”的界定，还不能一味地追随西方学者的论述，“软实力”本身即要求一种能够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思考，把它建立在谦虚、公正、诚信并为他人着想的价值理念上，否则所谓“软实力”就会变成“硬实力”身上披的一层虚伪的外衣而已。
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所提倡的“柔弱胜刚强”，比儒家更具有“软性”思维特点。老子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这里强调的都是“谦下”，“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家“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考，正是对一味企图逞强于天下的张扬、暴力、轻浮、躁动、宰割、干预、占有、把持等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并认为这些失道、失德的行为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他们缺少的正是永恒的韧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是一个不崇尚暴力和战争的民族，故其国学中蕴涵着丰富的“软实力”思想资源，因此，离开了自己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就不会建构起真正的“软实力”。没有真正的“软实力”，“硬实力”也不会持久。
本文作者：李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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