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题为“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的2012年首场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举行，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小南从宋代的开国基调与政策导向、士大夫政治与文官制度、社会氛围与文化风气的演化等方面，对该时期的政治文化遗产进行了反思。

    自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宋代文化乃前现代中国的巅峰，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宋史名家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漆侠先生说：“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不仅远迈此前的汉唐，而且为后来的明清所不及。它所留下的文化遗产，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实为我国古代文化宝藏中之宝藏。”

    宋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如此繁荣昌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前代奠定的文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与和生产方式的局部相应调整、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借鉴等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应数当时相对比较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决定文化氛围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环境。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指出：“一般说来，艺术、科学和人类思想在自由的年代与在断断续续或低效的强制年代一样繁荣；特别是当一个专制政权已经失去自信，明显走向没落的时候。”

    其实，无论是自由还是“断断续续或低效的强制”，在客观影响上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强制的无力和宽松自由的存在。换句话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宽松自由客观存在，文化就可能繁荣昌盛；也只有宽松自由确实存在，文化才可能繁荣昌盛。清代诗人赵翼的著名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就是对强制陷于“断断续续或低效”时文化反而可能出现繁荣的一种直观写照。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证明了政治文化环境的自由与文化繁荣的内在关系；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俄国和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则证明了强制衰落与文化繁荣的逻辑联系。

    宋代的政治文化环境是比较宽松自由的，这可从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记载的两个典故中得到部分证明——仁宗时，有位举子献诗成都府鼓动搞割据独立：“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成都府把他抓起来后上报朝廷，仁宗却说：“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予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仁宗对宠妃张氏家族滥授官位，包拯时任谏官，再三谏阻，说到激动处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脸上，仁宗竟也忍了下来。甚至以昏庸著称的宋徽宗，对献诗讽谏自己搞花石纲的太学生邓肃也不为已甚，反而称许他为忠臣。

    宋代比较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与天水一朝建立之初立下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密切相关。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规定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这是一条保障宽松政治氛围的基本政治原则。同时，赵宋王朝出于防范地方分裂，特别是武将擅权的目的，对地方实行军政、民政与司法相对分权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设计虽然有效解除了地方分裂主义和武将对君权的威胁，但也在客观上对地方政府权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制约，从而减轻了其对社会的威胁，为社会留下了较大的自主空间。由此可见，宋代比较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主要是其主动设置的政治制度的产物。

    宋代这种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具体文化领域的表现可以例举如下：哲学上，兼收并蓄传统儒学和外来佛学等，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特别是以永嘉学派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把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彻底摆脱了汉学寻章摘句的繁琐主义倾向。教育上，不仅官学较之前代有了明显进步（比如首创教育分级制，在太学实行外舍、内舍和上舍的三舍升级制度；教育分科更加细化，在太学之外另立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而且允许和鼓励民间教育蓬勃发展，书院成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教育系统。史学上，在延续东汉以来的官修史学传统之外，放松了对民间修史的限制，导致民间史学异军突起，公私史学交相辉映，取得了“中国史学莫盛于宋”（陈寅恪语）的巨大成就。文学上，政治文化的最高层并没有排斥原为酒边花下之制、酒肆妓寮之曲的长短句，而是以开放的胸襟袭而用之，不断拓展题材、另辟新境，终使宋词成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媲美汉赋、唐诗、元曲和明清小说。艺术上，宋人一改唐人对绘事的轻贱，上至君王名臣，下至普通画师，共同参与创作，推动宋画成为中国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均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作手。科技上，宋人也对前代成就进行了很好的发展完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宋代得到完成和发展，沈括、苏颂、毕昇、李诫等的名字至今仍然在科技史册上熠熠生辉。

    当然，在肯定天水一朝文化繁荣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看到这种繁荣的局限性。比如哲学上，一味关注内心反省、轻视社会实践的程朱理学开始形成并在南渡后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最终为元明清时代思想领域万马齐喑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教育上，宋代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结合，教育开始沦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单纯敲门砖，埋下了中国教育转向落后的祸根；科技上，与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匠人一样，宋人关心的主要仍然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他们“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兴趣，并不为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因而他们的成就无法成为近代式科学革命的根源。造成这种局限的根本原因仍然要从宋代的“社会基本结构”中去寻找。宋代毕还处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帝国专制史的中间阶段，相对于其他专制时期而言，它的政治文化是比较宽松自由的；但相对于现代文明所需的环境而言，它的宽松自由又是非常有限的。以哲学为例，帝国政治的前提决定了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永嘉学派，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区别只在于手段上存在“王道”与“霸道”之分。他们不可能将人的解放和自由纳入自己的视野，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人的自主性的全面张扬，进而为文化的真正繁荣昌盛奠定根本的基础、开辟广阔的道路。

    这些，或许才是正在努力寻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我们在“回到宋代”时应该汲取的最重要经验和教训。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