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0年，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再次来到武汉，待了两天时间，在崇文书城与读者互动，又在酒店接受记者专访。年逾古稀的他满面红光，侃侃而谈，特别爱笑，一身改良唐装十分儒雅，有趣的表情却透着可爱。
 
    到父亲待过的地方留个影

    “从武昌起义到国民党撤离大陆，父亲在武汉见证了整个民国时代的开始和终结。”武汉对父亲白崇禧的戎马生涯如此重要，白先勇也专门抽时间寻访了父亲到过的地方。“父亲当年曾留过影的银行门口，有读者告诉我是中山大道上的中国银行，我也在那留了张影，但我发现建筑似乎有些不一样。另外我还去了东湖宾馆，我父亲以前在那里的教会疗养院疗养过。”

    在寻访过程中，白先勇也找回了自己童年的记忆，“1948年底，我在武汉住过一两个月，是冬天，那时候我11岁，穿着棉袍，只记得武汉冷得要命，老鹰都冻得从树上掉下来了。在长江坐轮渡时，一只江豚从水里蹦了上来，武汉人竟喊作‘江猪’……记忆都回来了，说说也60年了。”

    “武汉会战”值得郑重书写

    “1938年的‘武汉会战’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一场持续5个月的惨烈战争。正是这场战争引起了世界对中国战场的关注，奠定了武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中心之一的地位。”白先勇介绍，父亲白崇禧当时指挥着第九战区，和百万国民党官兵一起对日作战长达5个月，虽然死亡惨重，但也重创了日军士气。

    “武汉是交通要道，华中要害，要稳住大局，必须保卫武汉。当时日军装备精良，想学德国打闪电战，没想到在武汉受到了重挫。”白先勇称：“如果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在欧美战场，一定会震撼世界。”

    “中华文明”应成为“必修课”

    推广昆曲8年来，白先勇的热情感动了很多年轻人。不过谈到传统中华文化的保护，白先勇仍表示痛心，“不论社会的政治、经济如何发展，最终的根本都是文化。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太彻底，太可怕了。”

    “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他们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化历程也很厉害，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都保护得非常好啊，在日本京都，一块旧木头也被他们擦了又擦，为什么我们那么好的青铜器、瓷器，那么了不起的美学造诣却被自己抛弃了？”

    白先勇称，当务之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重新评估，并与世界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并建议从教材入手影响后来人。比如编一套“中华文明”大书，作为大学的必修课，“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落后怕了，太着急了。现在是找回文化自信的时候了。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灵魂是飘荡不定的。”

    对话“最后的贵族”白先勇

    问：您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我父亲虽是武将，但小时候也有过被看不起、贫困中苦读的经历，所以他非常爱才。他曾经把大姐的同学李崇贵接到我家，供她读书，她后来考上清华物理系，成了教授。他还曾送林海峰到日本拜师，资助他成为“世界棋王”……因为我从小成绩最好，在家中地位也最高，父亲非常尊重我，我的兄弟们可就倒霉了，要挨打。(哈哈笑)

    问：父亲对您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答：我年轻的时候爱好文学，比较浪漫感性，好像跟父亲非常不同，但年纪越大，越发现自己行事风格很像他，比如做事一做到底，也喜欢栽培人才，培养昆曲后辈等。

    问：听说您忙完父亲的传记之后要把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还有哪些题材想写？

    答：对啊，文学才是我一生真正的追求，我现在欠着许多“文债”，也有朋友找我拍电影。我也很惊诧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写出《谪仙记》(被导演谢晋改编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玉卿嫂》(被搬上电视荧屏)这样的作品。以后，我还是想写些研究人性的故事，历史中发生在南京、上海、台北的故事，太多可写的了。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