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母校时 偶遇季羡林

    记者:有媒体称您为季羡林的“半个学生”,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蔡德贵:说句实话,上大学期间,我和季先生(羡林)没有直接的接触和交往。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言专业,当时他是系主任,给梵语、巴利文等专业的学生上课。大学期间,他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

    记者:后来您是怎么结识季羡林的?

    蔡德贵:1982年,我和山东大学哲学系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去北京出差,这名同事想让我陪他逛逛我的母校。我们俩便去了北京大学。走到外文楼时,季先生走了过来。“该不该走上前打个招呼?”当时我心里有些犹豫。这名同事说,好歹你曾是东语系的学生,应该和老师打个招呼。“季先生好,我是东语系阿拉伯语言专业的毕业生。”在同事的鼓励下,我走上前和季先生打了个招呼。

    “来学校查资料,阿拉伯语方面的资料很多。”季先生和我随意聊着天。随后,带我他去了办公室,我和他交流了40多分钟。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记者:你们师生是怎么逐渐熟悉起来的?

    蔡德贵:初次见面,我没给季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1985年,我主编《世界哲学家词典》,计划把季先生列入词典的词条。我手头上没有他的详细资料,便给他写了一封信,索要资料。“我不是哲学家。”起初,季先生很谦虚,拒绝提供个人资料。后来,经过多次沟通,他让助手李铮给我邮寄了个人资料。

    听说我和季先生偶遇的经历,并且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的主编丁冠之,让我帮着约一篇学者谈治学的稿子。我尝试着约了几次,季先生没有答应,并谦虚地称自己没有治学方面的经验。后来我又和他多次进行沟通,他才勉强答应提供一些材料,但是让我自己写稿子。

    记者:季先生从哪件事情上认可您的?

    蔡德贵:让我写季先生,当时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根据季先生提供的资料,我写了一篇文章《学贯中外的季先生》,于1995年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后来《人民日报》曾转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大学得到好评。似乎这篇文章给季先生留下了好印象。

    我的一位同学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当编辑,他看到了这篇文章,并鼓励我写《季羡林传》。随后,我的班主任仲跻坤教授正式向季先生引荐了我。后来,他给我写来亲笔信,允许我为他写传记。1998年,《季羡林传》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随后,人民出版社、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进行再版。后来,《文史哲》杂志还主办了季先生的学术思想研讨会。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时,季先生出席庆祝活动。

    后来,季先生要我做他的助手。2008年10月,季先生和我开始做起口述历史的事情。

    广义国学 该从娃娃抓起

    记者:在《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中,季先生提出广义国学的概念,广义的国学和狭义的国学有哪些区别?

    蔡德贵:不少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季先生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片面。他认为,儒学只是汉学的一部分。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都是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满学、蒙古学、敦煌学、纳西学等,在过去的国学研究中,它们很少被提及。季先生认为,真正的国学应该是包含56个民族文化的“大国学”。

    记者:这其中那个民族的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较大?

    蔡德贵:蒙古学在世界上属于显学,在世界上的影响较大,这主要来源于成吉思汗的功劳。有一个传说可以旁证蒙古学的影响。说蒙古大军来到波斯的首都,一名士兵遇到当地的一位居民,这名士兵说要杀了这位居民,但是这名士兵没带武器,他让这位居民在原地等着,他回去拿武器,结果这名士兵回来时,这名居民真的站在原地没有挪动。

    还有敦煌学,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再比如,纳西学,他们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和儒家思想的主张是一致的。

    记者:在基础教育阶段,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方面,其他民族的文化内容显得偏少。在基础教育阶段,就给孩子们播下狭义国学的种子?

    蔡德贵:季先生“大国学”的说法,得到文化部有关负责人的肯定。现在不少学者也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增加有关“大国学”内容的建议。传承“大国学”应该从娃娃抓起,仅靠学术组织机构的推动,很难起到作用。这需要相关部门的全力配合。

    有的民族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文学,但是现在这些口头文学也成为濒危文学,逐渐消失在当代人的视野中。传承国学不能顾此失彼。如果不采取措施进行挽救,这些中国的国学会变得残缺不全。

    为人处事 别忘了儒学

    记者:您区分东西方文化体系的方式有些独特,为什么把文化体系命名为筷子、手指、刀叉?

    蔡德贵:季先生曾把全世界的文化体系分为四类,分别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欧美)文化体系。

    我算是沾了季先生的光。在总结的基础上,我从饮食习惯方面区分东西方文化体系。我把全世界的文化体系分为三类,分别是筷子(中国文化体系)、手指(印度文化体系和阿拉伯文化体系)、刀叉(希腊、罗马(欧美)文化体系)。这是根据文化体系涵盖居民的生活习惯进行区分的。

    文化体系的不同,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筷子”文化体系,蕴含着综合思维方式,人文精神浓重,突出人本文化,包含着立(三十而立)、修身养性等主张。“手指”文化体系,蕴含着辩证思维方式,它的宗教味比较浓,突出宗教、教义的思想,他们的居民从小就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而且教义中带有戒律的色彩。“刀叉”文化体系蕴含着分析思维,崇尚科学知识,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进行分析。这些地区的居民也信仰宗教,在科学知识中引进宗教的戒律,他们的思维方式更加理性。

    记者:儒学思想中,包含着众多为人处世的方法,怎么运用儒学思想处理当代的问题?

    蔡德贵: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身心关系是当代人需要面临的三大关系。

    呼吸新鲜空气是每个人都需要面临的环境问题,但是当前的过度利用自然,和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相违背的。“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在待母归。”白居易的这句诗表达的意思,对于今天来说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季先生曾提出人生四要的说法,即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季先生的说法,看做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这是季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当代人不防借鉴一下。

    宋明理学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这种说法曾被否定过。但是,现在这种说法,得到进一步认可。“灭人欲”中灭可以理解为节制欲望。当代人不妨用这种说法处理身心的关系。

责任编辑：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