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尼山圣源书院主办，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协办的“第一届尼山新儒学论坛”日前在山东尼山举办。来自美国、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国内港澳台地区的众多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儒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
儒学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学，任何一次儒学的全面创新发展都可以称为新儒学。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儒学，已经吸收了先秦时期儒、法、名、墨、阴阳诸家的新儒学。宋明时期，以程朱陆王为代表在儒家学者，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对儒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革，又形成新的宋明新儒学。近百年来，大陆、港台的一批著名学者，试图融会中西哲学，创新构建的多种儒学范式，形成现代新儒家学派。
此次尼山新儒学论坛上，中外学者们纷纷倡导构建当代的新儒学，要相对于民国以来形成的新儒家学派，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创新和不同就在于，不仅要实现儒学的理论转型，而且注重儒学的生活化和大众化，对内致力于指导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对外推动世界文明的对话。
为此，本文撷取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钱逊:儒学复兴，研究和推广同样重要
儒学的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总问题中的一部分。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今天为儒学定位一方面要肯定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基础性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在当代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下，处理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找到自己应处的地位，做到各种文化“各得其所”。儒学复兴不只是在学术上的复兴，它是整个中华文化复兴的一部分；是要在整个民族、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间起作用。先父钱穆说过，如果只谈学术的话，那么只是对读书做学问的人来谈。在文化中不能没有读书做学问的人，但“若谈文化问题，连不读书人的一般生活趋向都要顾及。……中国古人亦曾注意到文化问题，更注意到不读书不做学问人的如何做人如何生活问题。”“今日谈文化问题，自亦该注意到此，不该以专家学者自限。”
近代以来，儒学在民间的基础已极度削弱，百姓尤其青少年，对儒学经典和基本知识，知之甚少；长期以来流行的对儒学的种种偏见，影响犹存。普及传播儒学经典和基础道德教育，作为儒学复兴的重要的基础的一环，成为当务之急。儒学复兴，不可将儒学研究发展和推广普及视作不相干的两端而忽视。
张立文:儒学与人生
人生如果可以三个维度，即生命、命运和生活。那么如何看待人生，儒家有很多解释。对于生命而言，人的生命有各个方面的内涵，有肉体生命、价值生命、道德生命、事业生命、政治生命、文化生命等，人的生命应该如何来看待？人怎么样活着？儒家追求的是有道德性的活，应该是立德、立功、立言。《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对于命运，儒家认为，命是必然性的问题，生和死，是人生的大限，无法逃脱。而运，是具有偶然性的。《论语》中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死生有命，就是说人的生命是在创造和赖以存在的情境互动是不可抗拒的，有其必然性。富贵在天是说我们可以靠努力改变。这对今天的年轻人在遇到压力和问题时，不要追究“命”，而要追究“运”，反省自己做的好不好。运是人的生命在创造和赖以生存的情境互动当中，所构成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生命历程的智慧。这是一种机运、偶遇和机遇，即有偶遇的偶然性。人们可凭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勤劳，唯变所适地掌握机遇、时运、机运，以改变贫富贵贱、吉凶祸福、成败得失的生存状态。
对于生活，其原则首先是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仁爱，就是自己想立起来，就让别人立起来；自己想通达，也让别人通达；第二，要和谐相处。《论语》中讲“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第三，言而有信，要讲诚信。孔子讲“言必信，行必果”讲话要求诚信，行为必求结果。第四，严于律己。孔子讲“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要修身，修养自己，严肃认真，使人安乐，使百姓能安身立命。第五，怎样才能幸福快乐？何谓孔颜之乐？孔子讲，颜渊住在一个很破旧的巷子里，一盒饭，一瓢水，这都是别人无法忍受的，但是颜渊很愉快——因为他乐在求道。孔子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不要骄傲放肆，危害他人的快乐；不要总是逸乐，这种快乐是虚度年华。不可求一时的快乐，而应追求长远的幸福快乐。
李瑞智(澳大利亚):孔子的优势和柏拉图的衰落
东南亚地区成为全球经济新兴领导力量，正是儒家思想和品质塑造了这一新兴力量。虽有点姗姗来迟，但是已开始让人刮目相看了。这种情势实际还呈现为对历来由西方思想来带领经济与政治的权威性的一种否定。而正是那种西方柏拉图思想传统，雕塑了以往数百年的央格鲁－美利坚式的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东方的儒家文化，是务实性、情势性、整体性、经验性的，而恰恰相反，柏拉图思想是抽象性、普世性、简化性、单线理性的。儒家传统的实践者，是受过高级教育，具有素养的行政与实业精英阶层。相比之下，柏拉图思想更多的是牧师阶层的工具，欧洲启蒙运动之后，他们实行科学侵略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个“文明”却输给了更为精细、更有战略素质的亚洲儒家精英。有趣的是，在西方占据几世纪的主导地位之后，儒家的思想与实践的影响更多地呈现的是一种潜意识与传统经验结合的东西，而非外在知识性的东西。理解和处理这两种相互冲突性的思想与实践文化传统，将在全球秩序发生转变的关头变得十分关键；因为这个转变是从依赖西方柏拉图思想传统的“普世价值”到接受东方儒家式的金融与经济权威。儒家思想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证明了自己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上的优势性。
然而，21世纪的新儒学运动是对更为传统、更为儒家教育模式的再评价、再建构、再建设的开始。这一势头由于欧美金融、经济和政治的衰落情形而迅速日显强壮。
而且，人们对西方谋求经济利益和抽象科学给环境、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的日益觉醒，使得提倡另择道路的、迫切复兴根植于《论语》、《道德经》和《易经》经典思想精神的、更具整体性思维商业与技术的文化成为可能。
牟钟鉴:新仁学，儒学转型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当代新儒家是在融会中西、贯通三教中出现的，其目标是在应对西方文化大潮和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思想文化寻找新的出路，使其通过再造而获得新生。梁漱溟创立新文化学，熊十力创立新唯识学，冯友兰创立新理学，贺麟创立新心学，钱穆创立新国学，房东美创立新生命学，牟宗三创立新儒家形上学，张岱年创立新气学，大都承接宋明道学的理、心、气三大学派而有所创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仁学的发展提供了智慧。
新生代的儒家学者面对世纪之交以来的人类文明转型的挑战，继续以各种方式开拓儒学理论的新形态。如台湾学者龚鹏程提出“生活的儒学”，努力使儒学生活化；林安梧提出“公民儒学”，使儒学重心由心性修身论转为社会正义论。郭齐勇虽未创建新儒学体系，但认为儒学的发展史以仁爱为中心推进，把宇宙论的生生之仁与人生道德实践的仁爱之心贯通起来，这应该成为一条主线。还有郭沂，认为儒学范式有三大支柱:道统论、核心经典系统、哲学体系。三者的共同转换，促成儒学范式的转换……返本开新和综合创新的大道上，新儒学的探索和建设正在开展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气象。
借鉴当代新儒家对仁学的思考，我提出新仁学的构想。仁学是孔子儒学的精华所在，是儒学实现理论现代转型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所以，我提出新仁学的基本思路是突出其人生哲学中关于生命的学问，综合诸子百家和西学之长，推出新的生命之学: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护养生命，提升生命。重点阐释三大命题: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将新仁学纳入当代新人文主义的兴起之中，用其智慧为当代人生困境寻找出路，为当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化探索途径，为当代国民教育的改革提供要素，为当代文明对话的开展输送营养，为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注入活力。
杨朝明:认识儒学价值需要正本清源
当今世界，人们期待和谐，呼吁对话，然而，当了解有限而认识朦胧、模糊时，理解与尊重就无从谈起。要使他人了解自己，首先要自我了解，就中国文化的现状而言，“认识自我”甚至比“介绍自我”更为紧要。国外能够真正认识到“中国精神生活”的学者较少，其观念也许就来自中国学人“自己的迷茫和纷乱”。当前研究孔子儒学，不能没有古老文明现代发展的纵深视野，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以为，要将儒学的“现代转换”问题梳理清楚，对儒学价值的认识必须到位；而要准确认识儒学价值，不仅要研究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密切关联，更要弄清这种关联的内在机制，而最为基础、最为迫切的工作却应该是学术上、思想上的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应该将孔子儒学的形成置于中国上古文明发展的广阔背景中，正确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正确认识长期以来疑古思潮的极大偏颇，进而对孔子儒家思想的高度与深度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知。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