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中庸之道，我们还必须要讲“中庸修身”。为什么强调修身，因为人虽有善行和美德，但由于过分发挥，走向极端，优点反而成为缺点。孔子在个性修养上则是恰当把握了分寸，正确培养美德，因而成为了圣人。
《淮南子•人间》篇记载说：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于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
孔子认为，颜回、子贡、子路都有他们过人之处，而且这些长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他孔子所赶不上的(“丘弗如也”)，但由于不善于守中，不善于掌握恰当的分寸，因而都未能尽善尽美。他自己则兼有众人之长，而又能无过与不及，因此，虽然在具体方面不及诸人，却有综合优势。孔子又说：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荀子•宥坐》)。是讲处于一种极端地位后，用“挹而损之”的方法来保持适中状态，同样合乎中庸的思想，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
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意指赤手空拳跟老虎打仗，光着脚就趟水过河，我是不跟你这种人共事的，一定懂得遇到大事而惶恐，好思善断才能够成就大业。所以孔子说“勇而怯”，就是一种修养，一种非常高的修为。
《论语•尧曰》“允执其中”的“中”为中正之道也。中正是指一个人的行为走正道，言中规，行中伦，表里一致，名实一致。他要求人们，在修养上，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修饰必须一致，一则说：“文胜质则史”，又说“质胜文则野”，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企业治理和社会生活中，要求才能与职位相符，行为与名份相符。前者反映在选贤才的主张上，认为“政在得人”，得人而天下治。孔子曾根据《易经》“负且乘，致寇至”，发挥其中正之理说：“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周易•系辞上》)董事长、总经理职位应该是君子据有，如果才浅德薄的小人占据了这样的职位，员工不服，思而夺之，天下就乱了。孔子要求人们名实相符，每一伦理关系中的人们，都做到与自己职分、地位相适应，既不过分，也不失职。只有人人扮好了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人尽其职，人守其分，才能言路顺畅、事业成功，礼乐兴化，社会有秩序，天下大治。因此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企业家、品牌领袖的修养，还要在享受生活时掌握分寸。一方面，不追求奢侈浮华，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分节俭。
孔子时代，按礼制规定，每一等级的人在物质享受上都有相应的级别，从服饰、车马、居处，到礼乐、文章，都有具体的限定。这一方面是标志社会等级的必要措施，是等级制度的物质反映形式。《左传》宣公十二年说：“君子、小人，物有常服，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乱)也。”即指此而言。另一方面，对一定阶层物质生活享受的限定，也是物质生产不大发达的社会保持社会起码的物质供应的必要措施。
现在有一些人小富即奢，还有一些人为富不仁，他们任意挥霍，行为不端，在不良媒体的恶炒中，激起社会上对富人的仇视甚至仇恨，招来祸患。
季康子患盗，问防盗之法于孔子，孔子曰：“苟于之不欲，虽赏之而不来。”(《论语•颜渊》)可是统治者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道理，季孙富比周公，还贪心不足，要冉求帮他聚敛财富，气得孔子发誓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盐铁论•褒贤》记载说：“季、孟之权，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为之曰：‘微，为人臣权均于君，富侔于国者，亡!’” 表现出对季孙氏等三桓贵族为富不仁的极大愤慨。三桓财富聚敛过于公室，而礼乐享受也僭于君上。按规定，大夫只能用三十二人歌舞，季孙氏却用六十四人(八佾)这种天子才享用的歌舞，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雍》乐是天子用的礼乐，三桓在祭祀祖先时也用该乐，乐曲虽然雍容盛美，但却不是三家大夫所该享用的，于是孔子引用《雍》诗中“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两句讽刺说：“天子肃穆作祭主，恭谨傧相是诸侯。这怎么在三家之堂看得见呢?”(同上)对这种过分聚敛，过分糜费，不守礼制，违反中正的行为，孔子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它既紊乱了礼制，混淆了上下关系，不利于等级社会的和谐；又过多聚敛，重赋于民，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不利于阶级社会的稳定。
孔子反对僭礼享受、过分糜烂的生活，也反对过分俭朴的穷酸生活，认为享受和文饰不称其位，也有失身份。
据记载，楚国有个贤相，叫孙叔敖，他个人修养极高，一心为公，不念得失，三得相位无喜色，三已(罢)之无忧色。才能优异，为相三月，施教于民，吏无奸邪，盗贼不兴。在才干和人品上无可非议。但他生活太俭朴，“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太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盐铁论•通有》)《蟋蟀》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说：“《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也。”诗中的第一章说：“蟋蟀在堂，岁聿其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在孔子看来，名实、文质，应当相称，太奢僭礼，固然可非，而过俭不中礼，亦未可誉 。要在乎无过无不及的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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