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哲学系的刘纪璐教授是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她带来参加此次“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研究论文是《论恻隐之心在都市文化中的落实——儒家情感主义的提案》，探讨我们如何能在儒家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不再冷漠的都市文化。

    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敢认为大都会的人缺乏对他人的信任，并对自己的存在空间，无论是身体安全上还是心理情绪上的，都格外没有安全感。在都市密集的人群接触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关怀大打折扣。旁观者的冷漠是都市文化的众多病症之一。而刘纪璐教授主张以儒家社会情感主义为助力，以使都市人群建立起正确的道德理念。

    以四端说为基础强调“义”

    刘纪璐教授自身是一位儒者，更认可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她认为西方伦理学中“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不能反映人性的真实层面，人的行为更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如果能把正确的道德理念发挥与提倡，便可在现实中获得更多的积极意义。

    刘纪璐教授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不需要特别向人们强调哪些行为是对的，哪些行为是错的。但人们却时常是心里知道应该这样做，却懒得采取行动。”面对这种现象，西方的情感主义兴起并成为一个新的潮流，西方伦理学的情感主义所看重的是同情心，认为这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刘纪璐教授则认为人人都可能对他人的不幸感到同情，却只有很少人会因同情而真正采取行动去帮助他人，而以孟子的四端说为基本的儒家社会情感主义才能使人们真正采取行动去捐助救济他人。她称四端说中“辞让之心是建立人社会化的基础，羞恶之心是人社会化后受到社会归束的媒介，是非之心则是人在服从社会规范中不可或缺的独立思考判断”，然后发动恻隐之心，使人产生道德行为。把这四个道德情感共用，便能保障个人不仅有正确的道德行为，而且其道德行为是出自合乎道德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情感主义无法与儒家社会情感主义相竞较。

    刘纪璐教授认为在亚洲社会成长的人基本上都拥有接受儒家理论的心态背景，但却缺少道德上的勇气及诚实感，很多时候会过多地考虑做一件事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或不好的影响，这恰恰是儒家所反对的从“利”的角度看问题。她认为我们应更多地强调“义”的观念，在社会的公论、媒体的报道上都特别地从正面去强调正确的、见义勇为的行为，从而感化大众去作出这样的行为。如果公论与媒体把冷漠的行为看成是社会的、都市的常态，那么大众便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坚硬冰冷的墙壁。

    儒学是生命的道理

    刘纪璐教授曾为西方学生编写教材《中国哲学》，她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以“气”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认为整个世界是“气”所组成，所有人与物都因为是同样的构成体而息息相关。她希望把中国的形象学的“气”的观念与西方物理学中讲“原子”、“分子”这种比较呆板和分化的形象学、世界观相碰撞，多推广中国的“气”的整体观。

    谈及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刘纪璐教授称儒学并不是一个学问，而是生命的道理。在研究儒学时，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运用儒学处理人生及现实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在解释经典，解释孔子怎么说，解释宋明理学对孔子的理解，这样就只是把儒学放到历史的情境里。而她希望从儒学中得到灵感。“西方哲学中有很多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二分法的预设，而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则是它的总体观，如果我们尝试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些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我希望能把这个介绍给西方的读者。”

    希望中国哲学走出去

    刘纪璐教授与儒学间的羁绊始于她在台湾念高中时，看到一篇王船山的文章，非常感动，在报考大学时所填的四个志愿都是哲学系，在台大哲学系的硕士论文也是研究王船山。去到美国学了西方哲学后，她觉得中国哲学有一些说不清楚之处，便转而研究西方哲学。教书以后，她便着手写了《中国哲学》一书，用意是把中国哲学用清晰的语言介绍给没有受过中国文化训练的美国学生，美国学生们都表示非常能接受，并把中国哲学的理念带进他们的个性、人生与家庭关系里。她笑言：“我希望中国哲学可以走出去，可以使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也能从中找到共鸣点，这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对比其他学者，我的研究并不是很强调原典，而是在找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希望能从中国哲学里找到一个能解决当代哲学问题的一个沟通方式。”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