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过去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是人人必读的书。可是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情况变了。不仅学校里不读，还受到批判，被当作为统治者服务的学说，腐朽的糟粕。近几年，国学热兴起，人们开始重新读《论语》。但对此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还是认为《论语》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糟粕；有人认为它是几千年前的"老古董"，过时了。
那么，今天究竟为什么还要读《论语》?《论语》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论语》，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它讲的并不是为专制王朝统治服务的政治学说；它的思想的核心，是讲做人的道理。所以今天提倡读《论语》，主要的目的和意义也是学做人。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问题就是做人的问题。读《论语》学做人，就是要提升我们的道德状况，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
《论语》讲做人的思想，内容很丰富，今天只就最重要又最简单易行的，选出五句来讲。
第一，修己安人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修己以敬。用一种非常严肃认真、非常虔诚的态度来修身，完善自己。安人、安百姓，不仅要修养自己，还要帮助别人，帮助所有百姓也能安好。要让所有百姓都安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天下为已任”。修已以安百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修养自己，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而奋斗。
这是一个总的人生的追求，也是孔子一生的追求。
这个追求，体现了儒家关于人生的两项核心价值：义、群（公）。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有义和群这两点上。
义，宜也，就是应该做的；指人的精神生命。我们人的生活，既包括物质层面的生活，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生活。物质生活方面衣食住行、两性关系等等，"食色性也"，这是人的本能的需求，本质上其实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人的生活不只有这些东西，除了物质生活以外，人还有精神生活。生活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人的生命也有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个方面。
在这两个方面中，物质生活是属于自然的，精神生活是人文的。物质生活上人和禽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精神生活是只有人才有的。人之所以高于禽兽、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精神生活。人生的价值、意义，体现在精神生命上。所以，要把精神生命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论语》里说的“义以为上”；不讲精神的追求，只讲物质生活，那就和禽兽差不多了。所以，做人首先要"修己"，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群，群体。人是社会性的，不能脱离群体而生活。《论语》中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不与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当时有隐者劝孔子的弟子追随他们退隐山林，孔子说了这段话。说的就是人不可离群。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中间，所以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也是人生中回避不了的基本问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把个人放到群体中间去考虑。大家知道，孔子儒家道德的最高要求是仁。仁，从人，从二。就是讲人与人相处。做人，就是要学会与人相处，摆正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位置；群己统一，先公后私。从价值观的角度讲，可以用“公”字来表示。
总之，要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看作群体的一份子。用传统的话说，一个是义，一个是群，或者说“公”。这就是讲做人的两个核心价值。其具体的体现就是要修己安人、安百姓，以天下为己任。
为什么说这两点是核心价值？我们看，从古到今，从历史到现实，贯穿我们的历史，支撑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是什么？说到底就是这两点，就是这样的价值观。我们熟知的，体现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名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近代以来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钱学森等抛弃优裕的生活，冲破重重阻碍，回国报效；两弹元勋们与家庭亲友隔绝，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到抗震精神、航天精神；等等。所有这一切，其根本的思想基础，就在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这两点基本的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和基础；没有它，就没有我们民族的历史，更没有民族复兴的将来。
所以，修己安人、安百姓，以天下为己任；如何处理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关系和如何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这是学做人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西方以个人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观点是对立的。
第二，见义勇为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看到应该做的，符合道义要求的事而没有去做，那就是没有勇气。反过来说就是，看到应该做的就去做，也就是见义勇为。这是学做人在行动上要做的第一步。这样说，许多人会不理解。见义勇为是和歹徒搏斗、舍己救人等等的英雄行为，怎么能是第一步呢？其实在《论语》只是说见到应该做的就要去做。这个要求很简单，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也都可以做到。但实际上这里面蕴涵着很深的道理，体现了很重要的原则。见义不为，是道德教育中一个大问题。很多事情，他不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但他不做。这就是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脱节。“见义不为，无勇也。”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告诉我们，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认识到了而不做，这认识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认识到了就做，这是修养的起点。为什么明知应该做他不做？是因为有自己的考虑，为了自己方便，对自己是否有利等等。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一事当前，如何选择做还是不做？是以应该不应该为标准，还是以对自己有利不利为标准？这也就是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以应该不应该为标准，是把精神生命的要求放在物质生命要求之前；以有利不利为标准，就是把物质生命的要求放在精神生命要求之前。所以，见义勇为是践行义以为上原则的第一步。
这样讲，是不是降低了见义勇为的意义？不。舍己救人当然是高尚的英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但是把见义勇为限制在舍己救人上，看来是提高了见义勇为的意义，实际上却会削弱见义勇为的影响。一部分人会说，我钦佩见义勇为的英雄，但我不是英雄，这样的行为也做不到。这样见义勇为和他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准确地理解见义勇为，提倡应该做的就做；把这一点作为学做人的第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凡事都以"应该不应该"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原则，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应该做的就去做。这是一个起点。从这里一步步提高，贯彻到底，最高的境界就是舍己救人，成仁取义。如果不能从小事做起，应该做就去做，养成这样的习惯和品格，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舍己救人，成仁取义。
第三，待人忠恕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对于曾子这句话，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无论如何，它说明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
忠恕指的是什么？可以看以下两段：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不要加给别人身上，就是恕。恕是对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不要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强加到别人头上，不要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忠，并不是讲忠君，而是一般的对人的态度。"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在社会立足，也帮助别人立足；自己想要在社会上办事情通达顺利，也帮助别人做到这一点；“尽己之谓忠”，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就是忠。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总的精神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从自己的所欲所恶，去理解别人的所欲所恶；把别人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人，为人处事心里不只想着自己，也想到别人。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应该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都要注意的，应该做到的事情，也并不是很难，只要愿意就可以做到。简单一句话就是：心中有他人。
以上两点，看起来非常简单，但里面包含的原则和思想很重要。我们现在不能够要求大家都做到“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也不必这样要求。但是，如果每件事情能够把"应该不应该"放在第一位，都能够推己及人，想到他人，就走到了做人的大道上。顺着这个大道去走，就会不断提升自己，不断把自己的胸怀扩大，最后达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第四，克己复礼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克己，克制自己。复礼，按照礼的要求去做。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坐，视听言动一切方面都合乎礼，就是仁了。
孟懿子问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孝是为仁之本，具体怎么做，也落实到礼上。
仁、孝都离不开礼，要落实在礼上；仁是灵魂，礼是形式。“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内在的仁心和外表的礼仪很好地结合，才是君子。所以又说，“立于礼”，“不学礼，无以立”。
“礼之用，和为贵。”人类社会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人生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有不同的地位、身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是古代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求得社会的和谐，就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中国古代的礼，就是这样的规矩，或规范。它反映人们之间的区别、分别，厘清和维持这种区别、分别，在分别的基础上求和谐，别中求和。要在别中求和，礼的基本精神是敬。比如，对人不直呼其名；对人用尊称，对己用谦称；等等，都是体现敬。
受西方思想影响，现在我们许多人爱讲平等，认为礼的规范是封建等级制的反映，一概要不得；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同学、上下级……都只用一个"朋友关系"来概括。于是，孩子对父母直呼其名，甚至狎称“哥儿们”；父母、师长的批评、管教都被看作"不平等"，如此等等，总之是只知有"平等"，不知有"别"，因而亦不知有"敬"。
现代社会人格上人人平等， 父子、师生、上下级都应成为朋友，是对的。然而，人与人之间需要爱和敬，这是普遍的共通的，但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中，它的表现又是有区别的。共同的爱和敬通过不同的规矩而表现。不讲区别，只讲一个抽象的平等，是不可能处理好不同的社会关系的。
守规矩，要求一言一行，都合于道德礼仪规矩的要求。这就要有所节制。
人有七情六欲，情和欲两个方面都要适度，有节制。对于欲，要取之有道，不取不义之财，这比较容易理解，无需多说。特别要说说，对情也要有所节制。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这是自然的，无所谓是非善恶。人与外界接触，情就表现为行为。因为人是生活在群体中，所以对情的表达就须有所节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节制适度，才能达到和谐。只强调张扬个性，不注意适度和必要的节制，非但不利于和谐，还会带来恶果。
近几十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优良传统受批判、被抛弃。人们一味追求个性解放，以节制为压制个性，以忍让为软弱。任性，跟着感觉走，成为时髦。这是情绪失控，导致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我们见到一些报导，或因恋人提出分手而加以杀害；或因小事引发口角，或因自认受到屈辱，导致斗殴以至凶杀；还有学生杀害老师等等恶性事件，屡有发生。重要原因之一往往就是不知节制，任性而为，情绪失控，丧失理智。很多情况下，一时性起，酿成大错；事件既发，顿感后悔，但为时已晚。我们只能说，虽情有可原，但罪不能赦。
第五，行己有耻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
有耻，就是有羞耻心。羞耻心是道德自觉的基础，知耻是道德的一个底线。一个人有了知耻之心，才会对不道德的事感到于心不安；才会约束自己，有所不为。如果完全没有羞耻心，他就会无所不为，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肆无忌惮，无恶不作。这样的人，是危险的，也可以说就无可救药了。所以人不可以无耻。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人信上帝，相信做了坏事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为了不受上帝的谴责，就会约束自己。而中国人不信宗教，就没有约束，所以做坏事无所顾忌，道德状况不好。其实，中国人虽不信上帝，对自己的行为是有约束的。中国人不是靠上帝约束自己，而是靠知耻，靠羞耻心，靠良心。孔子的弟子宰我问，能不能把丧期从三年改为一年，孔子没有回答说可以或不可以，只问宰我能不能心安。就是说，做不做，怎么做，就看能不能心安。做事要求心安，要对得起良心，这就是知耻，就是对自己的约束；就是以良心，以道德自觉约束自己。良心，也不是完全依个人的想法。中国人讲"天理良心"，良心和天理是一致的；良心就反映了天理，也是不能不这样做的。这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
（摘自钱逊教授在香港大学的演讲）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