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大会聚焦“现实”

　　“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是本届儒学大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Reg Little)教授认为,在过去的50年,具有孔子传统教育思想的管理者、商业精英所领导的充满活力的东亚及东南亚社会,在全球各个领域不断加强其领导力。而以柏拉图抽象、理性思考为主宰的西方社会,正受到前者的不断挑战。在现实挑战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东方社会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及活力,迫使西方不得不肯定儒家思想的价值。

　　关于“中华元典与现代文明”的议题,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董金裕认为,《尚书·洪范》中“五福”概念与“国民幸福指数”有相通之处,“可用作为制定‘国民幸福指数’指标的参考。”

　　“儒学与国民教育”是与会专家探讨的另一热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彭林教授认为,在我们追求道德圆满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偏差,而通过中国传统的“《诗》教”和乐教相结合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有着良好的效果和独特的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研究员界定了当今的知识教育与传统价值教育的区别,他认为忽视了价值教育造成了与传统精神理脉间的断裂,必须将儒家传统的价值教育补充进知识教育,从而构成完整的国民教育。

　　让儒学更具有“存在感”

　　用传统儒学观念来解决当代问题能使儒学更具有现实存在感。“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使其不断依据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从而在开放中获得复兴。而儒学的真正复兴不但关乎我们民族的复兴,且关乎人类文明的新图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高瑞泉教授如是说。

　　新加坡儒学会会长陈荣照教授则在分析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后,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根源在于现代人类的道德危机、信仰丧失,他说,可以通过建立新的、适应于世界的伦理来进行解决,而儒家思想就有足以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极为宝贵的伦理资源。

　　“现代新儒学是‘五四’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方向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宋志明教授则认为,有别于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反省充实的过程,它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积极回应时代要求,适应发展需要。

　　“古为今用,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儒学研究也不能脱离现实。”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谈到,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人们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市场规范还有不协调的地方,儒学研究可以缓冲两者间的不协调。儒学研究也不能远离群众生活,孔子原本就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他的思想、观点对于现在的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传统“大学之道”值得借鉴

　　儒学大会主题和议题都充分关注现实问题,那么如何使大家的讨论成果不停留在口头,而是服务于现实社会呢?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牟钟鉴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要恢复中华经典的系统学习,学习孔子,运用儒家道德资源,学习儒家教育智慧。中国是伟大教育家孔子的故乡,是儒学的母体。中国当代教育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上能够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健康之路。

　　当代大学要培养高素质的尖端人才,应认真反思与借鉴中国传统“大学之道”。杨朝明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不仅是个人修身之道,也是社会向善之道。中国早期大学培养治国人才,中世纪的大学仍然是传播人文知识和道德真理的圣殿。但到近代中国,历史的变动使人们疏离了传统,对“大学之道”竟然变得“习而不察”。而现代教育在具有“世界眼光”的同时,还应加强“中国意识”,借鉴传统“大学之道”。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应当注重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他认为,大学校园里应当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大学生应当牢固树立爱国精神与民族精神,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使命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应当自觉修身,自觉向善,学习和熟悉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从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

　　当然,这决不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大学还应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平台。民族文化应当在不断的交流中巩固和提升自身。由此,大学中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培育具有了前沿性。“中国高等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提出了继续加大充实大学内涵的时代课题,很显然,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的培养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当务之急。”杨朝明说。

责任编辑：刘永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