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学学刊》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儒学思想史、经学思想史、出土简帛等，出版著作包括《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等。

　　近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涛手边时常翻阅的一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国龙的《宋儒微言》，“我反复读了几遍，常常为书中的精彩论述拍案称绝。 这本书非常之重要，也是这些年宋明儒学和理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却没有引起学术界关注的一本书”。对这本已出版十几年的书，即使是梁涛自己，也曾经与之擦肩 而过。

　　学术史上的一个遗憾

　　梁涛说，谈到《宋儒微言》，不得不提到另一本书，即知名学者余英时2003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后者主要探讨的是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式，出版后引起学术界较大争议。

　　在梁涛看来，两位学者的书有许多相似处。首先，他们都非常关注并重视王安石。卢国龙的书中对王安石是作为核心人物，花了大量笔墨，余英时则把王安石当作理 解宋明理学的关键，把朱熹的时代称为“后王安石时代”。其次，他们都是从政治哲学或者说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宋明理学，余英时谈的是政治文化，卢国龙谈的 是政治哲学，他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

　　“余英时认为要回到历史世界去重新考察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他还提出‘内圣外王’统一体的概念，就是说宋明理学家不仅关注‘内圣’，同 时也关注‘外王’，甚至‘外王’的问题比‘内圣’的问题更为重要。”梁涛进一步解释，余英时的观点也引发一些争议，主要是他对“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没 有作出清晰的说明。“他主要还是一种历史还原的方法，将‘内圣’还原到‘外王’上去，他认为‘内圣’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外王’的问题，但是怎么解决？二者 的关系如何，余先生是语焉不详的。”

　　而《宋儒微言》才真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卢国龙的观点是，宋儒通过天道、性命，理气、心性这些抽象的概念来表达他们对政治的关怀，建构起一套政治哲学，重 建北宋新儒学的政治宪纲。梁涛认为，这是真正将内圣之学的政治面相揭示出来，从理论上将“内圣”与“外王”贯通。“所以说这本书非常重要。”

　　《宋儒微言》早于《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出版，但显然余英时没有看到卢国龙的书，梁涛感觉“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遗憾，如果余英时读了并引用了卢国龙的书的话，围绕余英时的一些争论或许就可以避免了，至少会减少”。

　　道家的视野看儒家

　　对于这本书的忽视不仅仅是余英时，其实该书很长一段都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且很少被引用。直到近几年，一些学者才开始注意这本书。

　　卢国龙和梁涛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因为专业相近，志趣相同，经常会有走动。2001年该书出版后，卢国龙当即送了一本给梁涛。

　　这本书主要是写宋明理学中的几个人物，包括新学派代表人物王安石及其儿子王雱，蜀学代表人物苏轼、苏辙，以及张载、二程等。“这些年宋明理学是学术研究的 热点，出现了大量的成果，像卢著这样拎出几个人物的研究方式，的确不够新颖。”梁涛当时翻阅了一下，得到这样的印象，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梁涛最近因为写一本关于“内圣外王”语义演变的书，又拿起《宋儒微言》重新阅读，没想到，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了。

　　卢国龙是道教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突然推出一本儒学著作，这让梁涛也感到意外，“我和卢国龙认识很久，不知道他为 什么突然转向儒学研究。我问过他，他说是一时的兴趣。但我看完这本书忽然明白，他写这本书和他的学术积累有关，是他长期研究道家、道教哲学的一个成果”。

　　《宋儒微言》可以说是卢国龙从道家的视野来看儒家，或者说是从道家哲学来切入的。书中提到两个重要的人物，王安石和苏轼都受到道家哲学影响，他们代表着新 儒学一种类型，既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对佛老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主动吸收佛老思想来建构新儒学的体系。这与以张载和二程、朱熹为代表，严守儒家 的立场，对佛老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是不同的。

　　“过去学术界忽略了或者说对王安石、苏轼等人关注不够，这是需要反思的。虽然从学术上来看，新学、蜀学的成就没法和理学家相比，但从思想的开放性、包容 性，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王安石和苏轼的思想更具有现代性，更值得关注。尽管当今中国，儒学的复兴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这不应是独尊儒学，而应是儒 释道多元一体，那么，如何探讨多元文化的并存？新学和蜀学的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梁涛认为，这是《宋儒微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发。（记者　温新红）

责任编辑：张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