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可能不了解我早年的生活。从抗战、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就回到乡下，那是1937年，我才七岁。潜山官庄乡间九年，对我非常重要。后来在哈佛念书所修的副科是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但是我不可能研究欧洲史，希腊文、拉丁文都不懂。我心里想的是，我必须真正了解一个阶段的欧洲史，作为参照系，再回头整理中国史。我选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是因为这是欧洲从中古到现代的大变动的阶段。    
    当时关心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怎么样变成一个现代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中，钱先生和胡适便分道扬镳了。钱先生仍可说是“中学为体”，胡则倾向西化，后来改称 “现代化”。我大致处在两极中间。我认为中国传统是既存事实，不可能完全抛弃，只能逐渐改进，而现代中国也不能不接受某些普遍价值，一定程度的西方化也无法避免。     
    中国人重视传统，学术传承，往往以“守先待后”四字加以概括。我在钱先生那里听到这一道理，觉得很合口味。这个态度可以使学者不致过分发展一种“自我中心” 的倾向。学问是公共的，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这就是章学诚所强调的“言公”。所以“守”的不是自己老师一人之“先”，而是整个学术传统。“道”非一人所得 之私，若专以老师一人为主，那便流为“门户”之见了。同样地，“待后”也不是专指自己的弟子或…

现在让我以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一论点交代出来。有清一代的考证运动在儒学史上发挥了一个重大的功能，即将知识或学问的价值普遍地建立了起来。龚自珍（1792-1841）曾明白指出：儒学有“两大端”：一“端”是“尊德性”，另一“端”则是“道问学”。但进入清代以后，“其运实为道问学”。这是他对 于清学性质所作的整体断定。他是段玉裁的外孙，自幼即得到外祖父的赏识，这几句话是必须受到我们重视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宋明理学传统中，“尊德 性”一直被尊为 儒学的终极追求，“道问学”虽然也很重要，然而毕竟是为“尊德性”服务的，岂能平列为儒学的两大“端”？可见龚的提法已落在“道问学”的范畴之中，显示 “知识”的地位已大为提高，足以和“道德”并驾齐驱了。冯友兰谈戴震思想，认为其中有一个预设：“知识即道德。”其实这一预设不限于戴氏一人，而潜存于整 个清代考证学运动的背后。梁启超断定清代考证学体现了“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他出身考证，他的感受是很真切的。“为学问而学问”即相当于“为知识而知 识”。戴震又常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这句话恰可印证梁氏的论断。当然，清代经学家仍然推崇“尊德性”，但其实只是门面上的事。他们的 终极关怀则在“知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段玉裁。他把古韵中“之”、“脂”…

钱（穆）先生一向注重“士”在中国史上的无比重要性，我很受到启发。“士”成为我的研究重点之一也起于这一渊源。我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三方面：第 一，注意“士”的社会身份在历史上变化，如战国的“术士”一变而为汉的“士大夫”，明中叶以下“商”与“士”的合流等等。第二，“士”虽有社会背景，但又 能超越自身的社会处境。所以“士”的精神向度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士”在本质上是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孔子“士志于道”一语早就清楚地点明了这一事 实。“道”即现代人所谓的“精神价值”，且并不限于儒家；墨家和道家也无不以“道”自任。自“轴心突破”以后，“道”便成了中国超越精神领域的通称。现代 有些人说“士”和“地主”、“官僚”是“三位一体”，那是对“士”作了最肤浅的解释。第三，为了阐明“士”的中国文化特色，我将“士”和西方的情况加以比 较。前近代的西方有两类人和中国的“士”可相比较：一类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凭“理性”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另一类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持“信 仰”来拯救人。“士”和这两者各有相近似的地方而整体不同。就“道问学”一方面说，“士”近于“哲学家”，但就“尊德性”一方面说，却又近于传教士。倒是 西方现代所谓“公共知识人”，Public Intellectuals，和“士”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