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思成致徐大纯的这封信中，主要谈了重庆文庙的修葺事宜，该信落款为“梁思成拜覆八、廿三”。显然，对于文庙的修葺计划，梁思成已有制定永久计划和暂行计划的初步设想，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成承担了制定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之事。
    当时，正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为什么还要做这么费钱费力的事呢？
    位于临江门的重庆文庙，既是祭孔的所在，又是重庆府学。它始建于宋，明洪武四年重建。在明清两代不断地得到培修与维护。到了清宣统元年，川东道台衙门又将文庙加以大修扩建，以扩大规模。但刚刚完工，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很多后续工作就搁置了下来。抗战爆发后，重庆文庙因为地处繁华市区，成为社会各界举行集会的重要场所。但因年久失修，加上日机轰炸，文庙有所损毁。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提出修葺文庙。
    许大纯时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接信后，即呈签院长孔祥熙：“接梁思成来函，说明计划修理孔庙经过，除函复请其将永久及暂时两种修理计划拟就，即行寄来外，谨先将原函呈请院座钧阅。”表明许大纯同意梁思成的设想，并复函催其尽快完成修葺计划...
 

七七事变以后，梁思成一家颠沛流离，先后到达武汉、长沙、昆明等地，1940年底全家随中研院转移到重庆南溪县李庄，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回到久别的北平（今北京）。 当时梁思成的颈椎病已经很严重，每当伏案工作时，他常常要把下巴倚在一只花瓶上，以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肩背的重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梁思成完成了《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并誊清寄往重庆。《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一文共5000余字，集成了梁思成壮年以前的古建筑修复思想。
    梁思成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古建筑修复要分“永久计划”和“暂时计划”两种。“永久计划”“以恢复原状为原则”，“近岁以来，无论自然的或人为的更改损坏者，按原状补造，增加者拆除之，以期一律恢复原有形状。在设计时，须尽量应用近代结构学之新方法与材料，以补救旧结构之缺点，但此项新方法新材料之施用，以不更改原有外表形状为原则”。永久计划并非泥古不化，完完全全恢复原状。他主张在不改变原有外形的前提下，谨慎地使用新方法新材料，弥补旧结构的不足，以尽可能地延长古建筑的寿命。 对于“暂时计划”，梁思成认为，“以保持现状为原则，在修葺范围之内，各殿宇本已年久朽坏，每多浸漏；更加以暴敌轰炸，破坏殊多。修葺目标以足蔽风雨为度。即使再度被炸...

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费慰梅回忆说：“（李庄时期）思成的体重只有40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
     1943年成稿的《中国建筑史》，以其严谨精审为梁思成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同时，梁思成结合多年古建筑调查的积累，深入研究注释《营造法式》，还编 印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但遗憾的是，目前所见的有关梁思成的年表、著述中，包括《梁思成全集》第九卷中林洙女士所撰的《梁思成年谱》，都没有提到梁思成撰写《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之事。
    从1938年起，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的残酷空袭，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这封信和《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一文也就因此遗失了。在《重庆文庙 修葺计划》拟定之前，文庙已经因轰炸造成了部分损毁。修葺计划成稿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文庙就在其后的轰炸中被炸成废墟了。在当时情况下，哪怕进行“临时计划”修复也已无可能。
    抗战胜利以后，对于修复重庆文庙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梁思成的文庙修复计划，也就因此沉睡于浩瀚的档案之中，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