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认知，认为儒学的本质是“世俗”的，抑或仅为一些“道德训诫或行为原则”。对于这种肤浅的误解，徐梵澄更为深刻地指出“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而且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与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这几乎浓缩了精神哲学视域内之儒学的所有根本要件。徐梵澄语境中的“精神性”，并非悬浮空挂的孤立概念，而是诸要点彼此发明的思想有体或曰理脉网络。就基点而言， 则在形上与历史，而历史又是理论的出发点。
  故此，他以“极具精神性”来确定儒学本质时，首先对传统的或曰前现代的中国历史，下了一个似乎绝对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
  这论断放置今日，定会招来各样异见。然而，梵澄认为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充满着接连不断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其共通特征则是，在最艰难无助的时刻，会有希望 之“光”的出现。印度称之为“降世应身（Ava⁃tar）”，中国称之为应天命而生的“圣人”。这当然不可用“英雄史观”或“轻视人民”之类做浅表的理 解，因为它内涵一深刻的看法：历史是人的创造，何样之人书写何样历史；无论民族或个体皆不脱此律。康德所...

那么，圣人以何者来范导历史呢？答曰：以“精神性”。室利·阿罗频多的定义值得体味：“神圣圆成永远在我们之上；但是精神性的含义是要人在知觉性中和行为中具有神圣性，并于内中和外部都生活在神圣生命之中；赋予这个词的所有次要含义都是拙劣和不实的。”这里核心概念是“神圣性”。明确说，“神圣性”即“精神性”。“神圣性”在梵澄的语境中，被诠释为动词性的“文化”。在将宇宙视为一有机大生命体的意义上，“神”（divini⁃ty）就成为有着“天道”源头的“人性中的菁华”，而“精神性”的人不过是将这“菁华”圆成完善而已。从这个视角来说，“精神”又是“文化了”的过程。因此，梵澄说，关于“精神”的物理或人文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高度发展和文化了的生命，也可视为文化本身”。又说，“文化”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依照人性中的菁华而使人转化和完善”，正是在个层面，“文化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具神性”。
   这个论说触涉到“存在意义”的深层问题。梵澄对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仁”作出具有形上高度的诠释，他认为将“仁”描述为“神圣之爱”或“精神之爱”非常接近原意。就价值源头而言，它表示“天地之心”，意味“宇宙的大和谐以之显现和遍漫”；从人的“存在”而论，它包含着各种善，“如平和，非暴力，慈爱，善行，同情...

儒家的理想如何可能实现于现实之中呢？儒家的思路有着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即居于最上层的主政者必须是“在知觉性和行为中具有神圣性”或曰“精神性”的君子，“从最上层开始，直接在皇室中产生影响，然后如旱季的雨云，笼罩整个国家，将甘露洒满大地。面对数量巨大的人口，这可能是最直接和最简易的方法”。徐梵澄借“球形”之喻，说明主政者居于“球心”，他们的任何决策作为，发到“球面”，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精神之爱并非指向一两个人，而是指向宇宙中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物”，如果放弃“大同”理想，那么，“福祉”就会成为少数人群或权贵阶层的特权，“而人类的救赎或社会的进步就只能是空谈了“。指向“所有的人和事物”，意味着必须尊重每一生命个体之特有的存在及成长的权利，即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育而不相害”；任何人都没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所有人的特权，梵澄谓之：“黄金法则”就是“没有黄金法则”，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大道”。
  当今，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大端有两说，一是“复兴”，二是“制度化”。但是《孔学》却指出：不是儒学需要我们“复兴”，而是我们需要从儒学中汲取解决困境的智慧；并非儒学需要“制度化”，而是我们必须首先成为“精神化”的人，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