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诠解“孔学”，亦是贯穿着他“一生所治”的精神哲学。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认知，认为儒学的本质是“世俗”的，抑或仅为一些“道德训诫或行为原则”。对于这种肤浅的误解，梵澄告知，“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而且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与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孔学古微》之《序》6页，后下简称《孔学》）。——这段文字极为关键，它几乎浓缩了精神哲学视域内之儒学的所有根本要件。

　　梵澄语境中的“精神性”，并非悬浮空挂的孤立概念，而是诸要点彼此发明的思想有体或曰理脉网络（这是阅读时特需注意的）。就基点而言，则在形上与历史，而历史又是理论的出发点。故此，他以“极具精神性”来确定儒学本质时，首先对传统的或曰前现代的中国历史，下了一个似乎绝对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孔学》之《序》3页）

　　这论断放置今日，定会招来各样异见。然而，梵澄自有一番理路。他认为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充满着接连不断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其共通特征则是，在最艰难无助的时刻，会有希望之“光”的出现。印度称之为“降世应身（Ava⁃tar）”，中国称之为应天命而生的“圣人”。这当然不可用“英雄史观”或“轻视人民”之类做浅表的理解，因为它内涵一深刻的看法：历史是人的创造，何样之人书写何样历史；无论民族或个体皆不脱此律。其实，康德所言的“理想的哲学家”，弗洛伊德将犹太民族先知摩西称为“表现人之本质的类型”的“同命运搏斗的英雄”，都近似于这样的历史观。梵澄将此种史观视为“古老的理论”，不过，就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古老”何尝不是恒久“常新”的真理！“圣人”的重要作用，就是范导历史。梵澄引用“神圣母亲”的话说：“在永恒的变是之中，每一位降世应身都是未来更加完美之实现的宣告者和前行者”（《孔学》之《序》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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